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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浙江频道7月1日电 在当年本报主办的论坛上，他是惟一站着演讲的学者；现在，他由学转政，站在更高的“论坛”上——
吴敏一：从“观潮”到“弄潮”
采访之前，报社领导向记者介绍：当年本报举办经济论坛，在被邀请的专家学者中，惟独吴敏一是站着作报告的。“他说站着讲才能充分发挥，才能有激情。”
6月19日下午，在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的办公室里，记者与这位专家型的政府官员对面而坐。从学者到官员，吴敏一的真实感受如何？记者忍不住要追根刨到底了。
记者：在一些人的印象中，理论研究往往是中看不中用的。从学校到研究部门，您是否觉得以一个学者的身份观浙江经济之潮，并著书立说会有些“飘”？
吴敏一：学术研究有两种：一种是学院派研究，另一种是应用研究。相比之下，应用研究更务实一些。我1984年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省计经委工作。计经委是一个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单位，这样的工作岗位使我选了一个“望海观潮”的角度——既可以深入浙江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搞调研，又可以将自己的调研成果与规划工作对接。所以，我觉得应用研究在现实工作中的意义是很大的。
记者：从1984年到1994年的10年时间，您的经济研究成果丰硕，本人也成了浙江经济理论界的知名人士，能说说您主要的研究成果吗？
吴敏一：工作以来，我从区域经济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入手，对浙江经济现象进行了长期观察，也出过几本书。研究较深的是在区域经济、产业经济、企业改革和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比如，在区域经济研究中提出了把中央调控与地方政府调控结合起来的“两级调控”制。再比如，提出工业化一定要走工业现代化的路子。这些观点的提出都比较早而且被证明比较可行。尤其令我感到自豪的，是参与了我省“九·五规划”的编写，成为主笔者之一。在这个规划中，自己的一些研究转化为领导的决策性意见。
记者：您于1995年出任省经济建设规划院副院长，又于1998年出任温州市副市长。角色转换之初，适应性如何？
吴敏一：可以说，我很快适应了这种决策顾问到决策者之间的角色跨越。之所以能马上适应，也是与原先的对策性研究有关的。比如，当年省里提出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问题，我曾率先提出通过国企资产变现筹措等设想。后来，我到温州市以后恰好分管了这一块工作，很多东西就可以用起来了。
记者：从政以后有没有遇到挑战和困难？
吴敏一：毫无疑问是有的。比如搞温州数码城，因为国内还没有一个现成的模版，如何用信息化带动传统产业，政府的推动如何与市场化、企业化运作相结合等都是我面临的难题。
记者：您刚才提到“数字温州”、“信用温州”的建设，并把这归结于温州市政府创新的体现。说是“创新”，是因为您认为温州的这些做法是直接与国际接轨的，对吗？
吴敏一：是的。为推动“数字温州”和“信用温州”的建设，我们搞了两个抓手：一个是“温州数码城”，一个是“温州信用中心”。“温州数码城”由产业、创业、网络、教育、交易5大主体部分构成。为了区别于纯虚拟化的数码城，“温州数码城”建设了一座19层楼的“数码大厦”。大厦内，“产品创新设计中心”、“虚拟科技创新研发中心”等机构成为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的风水宝地。我们的“信用中心”也已经从传统的道德范畴中走出来，成为经济上的一种评判，还有法律、法规的制约作用。具体地讲，是按照“政府推动、企业运作”的模式，为企业提供信用等级评估及相关信用查询、信用风险管理等服务。可以说，温州数码城和信用中心的建设，是我到温州后花精力最多，也是感觉最难的工程。
记者：您是否认同“弄潮”比“观潮”更有意义？
吴敏一：能够“弄潮”是一种机会。要“弄潮”，有没有“观潮”的经验和积累是不一样的。回顾过去10年的历程，发现当初自己提出的一些观点已被转化为领导决策，而且现在看还有价值，这使我感到很满意。到温州后，“行政审批改革”等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现实，更使自己感到充实和有意义。所以说，我爱“观潮”，也爱“弄潮”；而且，在“弄潮”时也要注意“观潮”。（据《浙江经济报》/徐王婴
罗富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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