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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浙江频道7月1日电 750万温州人中，有4/5的人从事工商业，其中160万人散遍全国，50万人遍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敢为天下先，创下了一个又一个温州之最、浙江之最、中国之最乃至世界之最，从而使温州成为中国最有争议的地方，同时也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一位瑞士记者这样赞叹道：“这里是我所见过的全中国最具活力的地方，这里有全中国最具活力的人！”
走出去：一个逐市场而居的“新游牧民族”
温州人的首要秘诀是“走出去”。
温州商的发展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温州小货郎，挑担走四方。历史上，温州人就以“挑担走四方”出名，人们靠石刻、竹编、箍桶、裁缝、弹棉等百工手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周游各地，人称“温州客”。
第二阶段是遍布全国的“蚂蚁军团”。20世纪80年代初，10万温州人成了走南闯北的购销员，他们靠肩扛手提，踏遍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说了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推销了千万种小商品，挣回了千金万银。如今，160多万温州人遍布全国各地，涌现出一个个温州村、一座座温州城、一条条温州街，人们仿佛掉进了温州人的包围圈。
第三阶段是纵横全球的“跨国网络”。50万温州人散居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把温州人的市场网络伸向全球每一个角落。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大批富裕起来的温州人，以其全球化的视野和现代化的谋略，纷纷组建企业集团，进行跨国经营；有的则成为世界名牌中国总代理，构筑虚拟经营、连锁专卖等现代营销网络。
难怪有人说：凡是太阳照射到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温州人风尘仆仆的身影；凡是海水漂流到的地方，就有温州人历尽沧桑的足迹。
在人类文明演进史中，人们的生存方式随着资源的变化而变化。原始游牧文明和传统农业文明主要表现为“逐水草而居”，近代欧美殖民文明突出表现为“逐疆域而居”，现代工商文明则表现为“逐市场而居”。温州人就是现代工商文明社会中一个典型“新游牧民族”。当然，他们的“水草”和“疆域”是市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都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
温州人的成功首先在于温州人敢于走出去，满世界跑。为了摆脱贫困，他们敢为天下先，筑码头，闯天下。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去开拓。
自己干：一种来自边缘的自主力量
温州人的秘诀之二是“自己干”。
温州的全面“市场化”，来自中国大陆与沿海交锋地带的温州人所特有的自主意识和自由精神。可以说，运行机制上的“市场化”和产权制度上的“民营化”，是构成温州模式的一对孪生兄弟。
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家庭作坊。温州这个地方本来没有什么资源，自然没有多少工厂，所以开始时温州人几乎都做小生意，随着资本越积越厚，80年代中期出现了那种前店后厂的家庭式作坊。
第二阶段是私营企业。80年代后期温州的家庭作坊逐渐发展成为私营企业，当时温州人为了给企业戴上一顶红帽子，称之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意思是说带有集体性质，厂房也搬出家庭，进入最原始的那种工业区。实质上都是些私营企业。
第三个阶段是集团企业。90年代中后期，温州出现了190多家无区域性企业集团。2001年25家民营企业跻身全国民企500强，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分别排在第5位和第6位。
从内在机制看，温州人办的企业，产权都是私人所有，这就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每个人的创业热情，经济学家通常把温州经济称为“民本经济”或曰“老百姓经济”。
在普遍市场化和民营化的背景下，造就了温州人普遍具有一种自主意识。下岗待业，不找政府；台风袭击，不找政府；２００多万人外出，也不找政府。温州人的观念是“不找市长找市场”。
事实上，温州企业的民营化是一步到位的，也就是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产权明晰、机制灵活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显示出了其很好的市场适应性和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从而在企业不断壮大的同时推动了温州经济的不断发展。
讲功利：一种重商主义的文化精神
“市场化”与“民营化”之所以成为温州模式的两大本质特征，其背后蕴含着一个“文化力”问题。这种文化力通过历史的长期积淀，成为一个地区人群血脉里的基因，时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在温州，这种文化力表现在温州人特别“讲功利”。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温州是个盛产商人之地，却是个缺乏品味的文化沙漠。其实，温州也是一座文化底蕴很深、文化积淀丰厚的城市。先秦时期就有东瓯先民在活动，西汉时期越人南下建立了“东瓯王国”，及至两晋时期，中原豪门贵族南下，永嘉文化一度繁荣，特别是唐宋时期，温州历史上出现了文化鼎盛期，永嘉禅宗、永嘉学派、永嘉南戏、永嘉四灵等等，人称“东南邹鲁”。
与此同时，温州历史上有着发达的工商业文化（瓯窑、瓯绸、瓯绣、船舶、造纸、漆器等），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精髓是功利重商主义（义利并存的价值观、工商皆本的经济观、藏富于民的理财观），温州历史上有过四次移民潮（东瓯王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唐宋时期、近代以来），还有过三次对外开放（９９９年、１８７６年、１９８４年）。温州人就是在这样一种明显有别于中原儒道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似乎是天生的生意人。
温州人从独具特色的瓯越文化中走来，从地域上看，是继龙游商帮、宁波商帮之后的浙江第三大商帮，它兼有农商和海商的双重性格；从历史上看，它与徽商同源于瓯越和中原，温州和徽州又分别是事功学派代表人物叶适和理学大师朱熹的故乡，因而温州人与徽州人又表现出海商与儒商之别；从现实发展来看，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珠江模式一道成为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典范；从世界范围看，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但温州人商法与犹太人商法却有着天壤之别。
总之，在温州模式的背后，有一个温州人的思维模式问题，即“温州人精神”，其灵魂就是“功利务实、拼搏创新”，这恰恰是温州模式不易被人们仿效而又永葆活力的根源所在。（据《浙江经济报》/李庆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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