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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浙江频道7月2日电 经济学家冯兴元指出，所谓“温州模式”，就是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浙江模式”是“温州模式”的更新和扩展模式，它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或者说，是一种自发自生的发展模式和自组织模式。其中，政府的作用虽然重要，但只起着促进性的、辅助性的、倡导性的作用，而不是经济管理作用。浙江模式的核心是自发和内生的经济发展，带有强烈的自组织特征，其动力来源于民间力量和浙江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在浙江，市场力量起着自组织的作用，政府起着促进和辅助性的作用。尤其是“天高皇帝远”的温州，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不时推出制度创新（例如“包产到户”），又在改革之后形成了闻名全国的“温州模式”。推动这些发展的是非正式制度，包括浙江的重商文化传统尤其是温州的重商文化传统。
冯兴元认为，温州模式及其扩展模式（“浙江模式”）是可扩展的，可以扩展到苏南，也可以扩展到中国的其他地区，它很可能是“哈耶克扩展秩序模式”或“哈耶克自发秩序模式”。
艾伦·刘在《“温州模式”的利弊》一文中，温州的成功和秘诀可以归纳为“３Ｍ”和“１Ｉ”的结合，即：群众的创造性（ｍａｓ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流动性（ｍｏｔｉｌｉｔｙ）、市场（ｍａｒｋｅｔｓ）与中国经济结构的空隙（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ｃｅｓ）的结合。
我省的史晋川定义：温州模式是指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进程中，通过需求诱致型和大胆超前的局部经济体制改革所形成的一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温州模式的核心在于：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的首创精神，将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使改革和发展在区域经济与社会变革中成为一个相互促进的动态变化过程。
在温州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某日，一外星人降落中国，北京人主张带到研究所研究；上海人想带到上海展览；东北人要问来意；广东人想带到广州做菜……争论不休。这时，一个温州人挤进来说：且慢，让我先问他那个星球上有什么生意好做！
虽是笑话，却很经典。事实上，通过近10年时间的发展，这个“温州人”已经扩展成了“浙江人”——以自发个私经济为基础的“温州模式”，现在已经扩展为以有效产权组织为核心而发展成“浙江现象”。
所谓“浙江现象”，是指浙江本是资源小省，自然资源匮乏，工业基础薄弱，国家投入很少，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腾飞：经济总量从全国第12位跃升至第4位；国内生产总值仅次于广东、江苏、山东三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三市，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8倍；2001年浙江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464.67元，首次超过广东，居全国第一位。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浙江在“改革开放政策并无特殊，地理区位条件亦非独有，经济基础更无优势”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如此突飞猛进？认真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奥秘还是在于放手发展民营经济。
1991年，以多种所有制经济为代表的浙江农村工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48.3%；而经过短短3年的突破性发展之后，1994年这个比重达到了76.5%。目前，在全省工业经济中，非国有经济的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38.7%上升到现在的95%以上，民营经济已占全省经济总量的2/3，成为全省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和支撑点。2001年，全省私营企业已达20.88万户，仅次于江苏省和广东省，名列第三。仅这一年，新开业私营企业就达5.46万户，比上年增长8.11%，净增户数达3.02万户。
我省私营企业快速增长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我国加入WTO后，对私营企业的行业准入限制逐渐减少，为私营企业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其次，各级政府积极采取措施，通过举办各种博览会、文化节等招商引资，拉动了经济发展。第三，扩大投资是私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近年来，不少老企业追加投入，或创办规模较大的新企业。同时，一些国有企业转制为私营企业，这些企业规模普遍较大，故私企资本领域迅速扩张。而产生这些原因的根源，还在于自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以个私经济为基础的“温州模式”不再受到“左”的观点干扰，在与以三资企业为主的珠江模式和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一起发展过程中，在全省范围内逐步确立并得以全面发展。
10年前，温州人想出“首席观众”的办法为体育中心的建设筹集资金，被喻为“温州模式”的“经典制造”。当时，由于体育中心投资数额大，除政府拨款外必须发动社会力量共同集资建设，为了提高捐资者的积极性，市政府于1993年9月17日印发了《温州市体育中心场馆建设资金捐赠办法》，规定个人捐款2万元。集体捐赠5万元为一个单位，由市政府颁发《首席观众》证书，10年内免费观看场内举行的文艺、体育活动。中秋节时，市政府邀请企业界及社会知名人士参加座谈会，席间提及捐资兴建体育中心一事。响应者出奇踊跃，当晚就筹得捐款2067万元，几乎占了体育馆投资的一半。提起这段往事，温州体育中心主任陈昆滢不无自豪地说：“这种捐资办法，只有我们温州人才想得出来。”这在当时确实是一大新闻，但现在我们重温这段往事时，却已经觉得很平常，没有特别新奇的感觉，因为现在这类事情已经很多了，我们早已接受了很多同样的做法——是的，因为我们早已接受了“温州模式”的精髓，所以才造就了“浙江现象”。
2002年五一前夕，奥康集团的王振滔等4位民企老板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5月26日晚，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和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一同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共叙“致富思源，富而思进”；6月25日，新华社播出题为《解读“浙江现象”》的报道，各地媒体纷纷登载。有人提出：这些迹象是否预示着以个私经济为基础的“温州模式”扩展为“浙江现象”后，会更进一步扩展到全国范围？也许言之过早，且让我们拭目以待。（据《浙江经济报》/赖惠能
徐王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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