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各地总结出的经济发展模式大约不下10种之多。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闽南模式（有人又区分为晋江模式、泉州模式）、沪郊模式、湛江模式、浦东模式等等。而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几乎是人所共知三大区域经济模式，也是始终相提并论、争论最多、流传甚广的三大模式。

　　苏南、温州、珠江模式之反思

　　“苏南模式”这个词是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所写的《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来的。

　　温州模式是对温州独特经济发展格局的一种理论概括。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以《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为题报道了温州的家庭工业，并第一次使用了温州模式这一提法。然而直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之后，温州模式才正式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中。

　　20世纪80年代初，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南海、顺德地方领导亲自组队到苏南取经。广东“四小龙”南海、顺德、中山、东莞，除了东莞在1984年列为开放地区而与香港建立起“前店后厂”的经济发展格局外，南海、顺德、中山在20世纪80年代与“苏南模式”并无本质差别。

　　从工业化的发动者看，“温州模式”属私人发动型，“苏南模式”更倾向于政府（社区）发动型，“珠江模式”则兼而有之；从筹资途径看，“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倾向于资金自给型（内生型），“珠江模式”则倾向于引进外资型（外来型）；从制度变迁、体制转轨的路径依赖看，苏南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体制内供给型强制性制度变迁，温州则是自下而上的体制外需求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珠江则两者兼而有之，而且由于地缘因素，更具“外来冲击—内部回应”的制度演化特征。

　　目前，三大模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嬗变期。从股份合作制企业向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特别是企业集团的演变，是温州民营企业在制度结构上从非正规制约向正规制约的进一步创新。

　　在各自的变革过程中，三大模式都遇到了新问题和阻力。温州发展主要来自外部的制约，外部制度创新滞后，如市场准入、信息共享、技术支援、资金融通和人才开发等。苏南主要是来自内部的制约，内部制度创新滞后，如法人治理结构、政企关系（政企双方的干涉和依赖都有点欲罢不能）、内部管理方式。珠三角与苏南一样，市场化与逆市场化两种潮流交汇在一起。一般而言，凡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就明显好，反之则相反。

　　市场化、全球化、民主化、知识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市场化要求经济行为遵守市场规律；全球化则把我们带进了世界市场；民主化要求各类主体有自主意识；知识化要求重视人的无形价值，尊重知识。按市场化判断，无疑苏南落后于温州和珠三角，温州模式更贴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按经济全球化判断，珠三角优于苏南，苏南优于温州；按经济民主化判断，苏南落后于温州和珠三角；按知识化判断，苏南、珠三角优于温州。

　　杜润生对温州模式作出过一个实质性的概括：民办，民营，民有，民享。温州经济发展的历程和良好势头表明了这样一个硬道理：真正的发展权蕴藏在民间，来自底层的自发秩序和自发组织形式往往是人类行为的理性选择。(新望、刘奇洪)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