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在苏南地区引起过轩然大波的文章，它十分理性而细致地梳理了苏南的有识之士反省苏南模式的心路历程。此文长达万言，我们在选用时有所摘编。

　　苏南模式的历史终结

　　1992年6月8日，《新华日报》理论版登有浦文昌的文章《对“苏南模式”的反思》，文章指出了苏南模式至少在五个方面存在不足：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见识迟，速度慢；破除平均主义力度不大，进展不快；市场及市场机制的发育滞后；城市企业和经济活力不强，发展缓慢；科技进步及其人才意识比较淡薄。

　　1996年至1997年，正在人们给“苏南模式”赋予更多政治色彩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苏南经济似乎已停滞不前。江苏省委党校储东涛教授撰文《对江苏乡镇企业20年历程的审视》，提出了“江苏乡镇企业痛失领先地位”的观点。储教授以公开出版的几种统计年鉴上的数字明白无误地审视出江苏GDP在全国的比重、乡镇企业在全省工业总产值及税收中的比重，从1993年之后均呈直线下降之势，已被广东、山东、浙江赶上。尤其苏南乡镇企业增长速度明显减缓，经济效益不断下降，企业亏损面逐步扩大，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储教授初步指出“自身机制退化”是苏南模式不再执农村工业之牛耳的内在原因。

　　在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这时，几乎所有江苏的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了苏南模式存在的问题。专家们呼吁，这一地区在原有的体制空间里已达到了该模式的本质特征所既定的发展极限。学者们的态度和措辞是谨慎的，一开始是“创新”“完善”“新阶段”“新辉煌”，到后来也有人用上了“质疑”“面临挑战”“僵化”“异化”“危机”“突破”“扬弃”“告别”等较为敏感的字眼。如《新华日报》1997年9月4日理论版严英龙、沈志强的文章《从热衷“模式”到告别“模式”》，认为模式无非是变量因果方程式或以数学方式对经济问题过程的描述，应当打破“模式崇拜”。

　　然而，也有一些人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市场经济的政治方向出发，开始将苏南模式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雏形”的高度。他们将“集体经济”与“集体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又将“集体主义精神”与“共同富裕”联系在一起，这些言论仍然是“意识形态”的主流和主导。尤其是，苏南模式关乎一代官员的乌纱帽。他们多数都在台上，任何对苏南模式的“非议”和“否定”都将涉及他们以往政绩的重新打量和估价。一些人心里清楚，即使是渐进式的改革，也意味着既得利益明确地丧失。一位地方领导人在有几千人参加的干部大会上批评“有人对苏南模式说三道四，口是心非”。

　　1997年10月，《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等媒体以《陈焕友反思“苏南模式”》的题目，报道了在江苏省委九届七次全会（扩大）会议上，江苏省领导首次公开反思“苏南模式”。之后，发行量很大的《报刊文摘》予以转载。然而随后不久，在南京大学召开的江苏经济高层论坛上，省委领导却明确地反诘有关媒体“不负责任的传闻”，声称从未说过要反思苏南模式的话。也是在这一年，由于一位中央领导的一个批示，原定的江苏乡镇企业改制推后一年。在同一次的南京大学高层论坛上，官方与学者达成了一致意见：抢抓第三次机遇，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调整代替了改革，江苏乡镇企业改制错过了改革的大好时机。有经济学家说，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后，每向前迈出一小步都将十分艰难，还会出现拉锯战。苏南模式的变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十五大之后，人们的视线从苏南、从张家港转到了浙江温州、山东诸城，转到了广东顺德。人们再次公开地将苏南与温州加以比较，并掀起了一股“温州热”。

　　温州成了“热州”。而这时，理论界“扬温抑苏”的倾向明眼人也一看即知。张义、周虎城发表在《中国农村观察》1998年第3期上的《江苏乡镇企业与浙江对比引发的思考》一文较系统地将苏、浙乡镇企业进行了比较。文中对江苏乡镇企业增长趋缓的原因归结为：所有制结构不合理；负担沉重，使企业失血太多；外贸出口增势受挫。

　　1999年末至2000年初，在经济学界很有影响的《经济学消息报》前后登载了四篇文章：林建生：《苏南经济缘何增长乏力？》；王一新：《夜扶苏南——从江苏南部一些地区有城无市蜕为空壳说起》；赵伟：《温州力量》；严士凡、林代欣：《走温州的道路是一个基本的选择》。林建生将苏南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归结为：政府汲取能力过强，民间经济活力被压抑，“口号动员型”经济带来了损失和浪费。政府管得太多、花得太多、汲取太多、借债太多、官员太多，从而造成了普通百姓家底不实，相对贫困。严士凡、林代欣的文章也讲到了苏南：“看到一路上农村居民的房子都是同一个样子和档次，我想这一模式不会再给经济发展以动力了，苏南模式的历史任务不可避免地要结束了。”王一新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指出苏南单一的“干部主体社会结构”不利于市场化、民主化、现代化进程，并指出，苏南城市形态初级化、产业结构低级化、经济布局割据化、干部考核数字化等弊端可能与其社会结构不合理有关。赵伟对旧苏南模式的诟病，则是价值判断层面的指责：“官富民穷”。赵的指责，言微意重，直抵要害。

　　1998年后，苏南一批一批的官员们放下手头日渐清淡的接待工作，南下浙江取经。官员们的态度是诚恳的，收获是巨大的。然而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内突然放弃自己的“典范”位置，改掉那些曾引以为自豪的苏南模式的优越性，这个脑筋急转弯还确实有些难度。

　　可以肯定的是，苏南改制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之后，苏南将进入无模式时代。然而历史规定着未来，一种模式的历史终结不会像切年糕一样截然断开，更不可能以另一种模式在一夜之间取而代之。
(新　望)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