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下面再让我们来谈谈“模式的比较”。经常与温州模式相提并论的，便是苏南模式。在过去的20多年里，它们经历了一次十分有趣的“命运对换”。一开始，温州模式是一个“坏小孩”的形象，有点“臭不可闻”，一到政治风浪袭来的时候总会被含沙射影地攻击一番，而苏南模式几乎成了集体经济的代名词，是中国新农村工业化的最优途径。而最近两年，温州模式突然香了起来，而苏南模式却似乎走到了尽头。在新闻界和经济理论界出现了“抑苏扬温”的现象。

　　胡：这种现象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初露端倪了。在此之前，以乡镇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地区）模式一枝独秀。中共十五大后，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开始大红大紫。在一些人看来，温州模式将取代苏南模式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普遍模版。甚至有些原本十分钟情于苏南模式的经济学家也羞于再谈苏南模式。似乎以集体为单位、社区政府主导完成的原始积累方式应该彻底摈弃。

　　吴：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是，苏南模式所代表的由地方政府强力干预、企业形态以集体经济为主的所谓“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已经暴露出种种的弊端，不再适合市场经济的需要，而温州模式所代表的私营企业发展模式则愈来愈展现其强大的生存和成长趋势。而我们认为，这样的“一扬一抑”很难说是公允之论。

　　胡：苏南是典型的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地方工业化地区，其特征便是集体资产占绝对主体的乡镇企业。如经济学家温铁军所言，苏南的工业化启示是扶植了国家工业化、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路径和制度体系。农村问题权威杜润生先生更称其为“小全民”，它们的企业行为比国有企业更接近私有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苏南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优越的地理区位，它地处上海、苏州、南京等中国最发达的工业走廊的边缘，可以获得最快捷的产业延伸，同时，它拥有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当地政府再以信用担保的方式给予资金上的扶持，其崛起便不显得十分意外了。而也正是在这样的创业氛围中，苏南地区便天然地与地偏天远的温州分道扬镳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在苏南要发展私营经济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即使萌芽了，也不可能得到长足的健康的成长，而即使有了成长的空间，也未必会比集体经济的模式更适合苏南。这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是时代赋予一个地区的独特的机遇。而苏南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步上了改制之路，则又是其自身发展的需求。

　　吴：我觉得你这样的剖析是比较客观的。我观察到，苏南最早的企业私有化是从1987年开始的，当时常州武进县寨桥乡蒋家村的四个村办工厂被统统卖给了个人，村委会跟卖工厂的股东签了一张“见不得人”的协议，那份心情和勇气很有点像当年安徽小岗村农民搞承包到户或温州人搞股份合作制。在当时，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苏南企业的生存。而十分有意思的是，也是在1987年前后，在温州却出现了私营企业向股份合作制改造的端倪，温州的土理论家们发明出的这种非驴非马的所有制形式，既为温州的家庭工厂输入了如假包换的股份制的灵魂，同时又留了一条似是而非的合作经济的尾巴，以抵消人们对温州私营企业的诟病。在这样的对照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温州还是苏南，其经济形态的出现和衍变都是发自内在的，是与当时的发展现状以及意识形态现状密不可分的。

　　胡：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在启动期其实都是别无选择的，早在计划经济时代，鱼米之乡的苏南就有搞集体经济的传统。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的国有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的人才都被本单位锁在笼子里，苏、锡、常地区占尽了上海“星期六工程师”的便宜，成为上海智力及技术技能资源的强辐射区。而作为海防前线的温州，一无国家投资，二无集体家底，远离大中型工业城市，连弱辐射也沾不到光。异常能吃苦的温州人只能选择以家庭作坊和小商品专业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以离土不离乡的家庭工业和离土又离乡的千军万马闯市场的自产自销方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

　　吴：苏州大学的周海乐教授曾经把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进行过一次比较，他将之划分成三个时期。一是启动期（1978年—1985年）。苏州是以蓬勃发展的乡村工业为启动点。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由60．56亿元猛增至215．08亿元。财政收入由8．28亿元增至15．91亿元。温州则是以家庭工商业为启动点。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由18．91亿元升至61．54亿元。财政收入由1．35亿元增至4．06亿元。二是转换期（1986年—1991年）。苏州由内向发展转向外向拓展。至1991年，批准利用外资项目428家，协议外资金额3．91亿美元，三资企业758家，分别是1985年的7．78倍、4．48倍、68．9倍。财政收入由15．91亿元增至25．99亿元。温州则由个体、分散的家庭经营转向股份合作经营。至1991年，全市股份合作企业已发展到5万家，创造工业产值49．77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已达92亿元。财政收入达9．94亿元。三是创新期（1992年—1995年）。两地都在企业改制、调整产业结构、加速对外开放等方面大胆创新。到1995年，苏州和温州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903亿元和407亿元，分别比1991年增长2．84倍和3．39倍。财政收入上升至53．86亿元和26．5亿元，分别增长2．07倍和1．67倍（见《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5月10日专题报道）。从周海乐的划分中不难发现，苏南、温州两个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点其实一直在不间断地修正自己原有的不适应市场、不产生效益的旧模式。在国内市场日益国际化的残酷竞争中双双脱胎出了新苏南、新温州模式。

　　胡：我们还注意到，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在研究苏南模式时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向化、结构调整、产权改革和城市化相继赋予苏南模式以新的内涵。他说，被称为“改制”的产权改革把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的直接支配权从企业撤出来，从而意味着传统苏南模式的终结。这一时期，尽管有相当数量的企业转为类似过去温州模式的私人企业，但占主导的是转为公司制企业。

　　吴：值得记取的是，对苏南模式的反思与批判，是从苏南开始的。对苏南模式的反思与对温州模式的褒扬一样，都存在着政治上的风险。因为，在一段时期，有很多人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市场经济的政治方向出发，将苏南模式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雏形”的高度，将“集体经济”与“集体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又进而将“集体主义精神”与“共同富裕”联系在一起，这些近乎不容置辩的“大众话语”构筑起了一个充满光环的有关苏南模式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对苏南模式的反思，便可能引起很多非经济的联想和质疑。在这一时刻，苏南人所表现出来的直面现实的勇气是一点也不输于为温州模式辩护的温州人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苏南和温州的经济发展都是从下而上的，都是当地人民的一次自觉的改革选择。

　　胡：我们还必须看到的是，苏南模式在一定时期仍然能发挥出它的作用。即便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南模式已经开始受到质疑的时候，地方政府在城市化建设和引进外资方面仍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两个方面，迄今温州仍然无法与苏南相提并论。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相比较，差异在于：在温州模式中，资产的人格化特征从一开始就比较明晰，因而企业的制度创新便与经济发展呈同一价值取向，而苏南则因集体经济在产权不清等方面的先天不足，不得不在发展的进程中，完成一次痛苦的、代价不菲的改制。就现阶段来说，似乎是温州模式占到了先机。

　　吴：应该说，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是中国20年民间经济发展的两大范本，是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中最重要的制度创造模式之一。它们更是不同地区的人们对自己命运的一次抉择。改革开放到今天，苏南、温州都已经成为中国积累财富最成功的地区。他们分别以集体和个体为单位因地制宜地抓紧机遇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仅就这两个早年间的传统模式看也很难说哪个更能代表中国的普遍情况。

　　胡：我们还可以将温州与另一个同样著名的民营经济模式——珠江三角洲进行比较。珠江三角洲跟苏南地区一样，古来便是富裕之地，1980年开始推行农村大包干之时，两地的集体经济基础便已相当雄厚，商品经济的天时地利远胜温州。珠江的腾飞，还与它毗邻港澳密不可分，从1980年到1993年期间，广东仅顺德、南海、中山、东莞四县市吸引的港澳资金就达20亿美元。从起步点来观察，苏南和珠江三角洲的起点均较高，先天条件较好，而地偏人穷无一资源的温州则是从零起步。

　　吴：我记得当年常驻广东、后来成为策划人的原新华社记者王志刚先生曾言，因客观条件的差异，要达到同样的效果，温州人所付出的代价要比珠江三角洲的人大得多，可以说，不是一倍两倍，而是十倍甚至更大。温州的条件顶多相当于广东的汕头地区，可汕头有中央专门辟出的经济特区，尽管如此，汕头对整个中国的震撼远不及温州，温州人所爆发出来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冲劲对传统中国小农经济所产生的震撼是不可低估的（见王志刚：《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第145页，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胡：如果说苏南模式因其改制而步入终结的话，其实，温州模式也在成长中完成着一次积极的扬弃。2001年5月，有经济学家提出了“新温州模式”的概念。他们认为现在的温州经济已经突破了传统温州模式那种家庭联产经营的限制，发展到股份制、现代公司制；调整了单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方式，走上资产经营、资本经营综合发展的道路；改变了单纯以小城镇为依托的营销方式，走向网络销售、跨国经营（见《温州侨乡报》2001年5月12日报道）。这样的描述其实呈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我们原本十分熟悉并定型了的温州模式已经随风而逝了，如今的温州经济及企业已经与现代企业制度相接轨，步入了规范化发展的轨道。在这个意义上，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一样，也即将成为一个令人怀念并产生无限遐想的历史名词。

　　吴：另外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是，由于两种模式各自的运作形态不同，也为各自未来的经济增长构筑了不同的平台。比如由于乡村企业资本金结构的差异，苏南、温州两地的资本结构便有很大的区别，相对而言，江苏的外商资本增长更快，浙江则以个人资本见长。

　　胡：最近几年，苏南、温州模式被两地人民不断地填充新内涵：都在转向股份公司为主的现代企业，都在努力挤占国际市场份额，都在挺进高科技。两者之间差异趋于淡化，模式趋同化随着经济转型成为趋势。人们认为在这个全球化的新经济时代，个别地区特定阶段的发展模式所能给出的启示是有限的，试图推而广之更不合时宜。放眼未来，明晰的产权和规范的竞争行为，将成为各地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混合所有制、统一市场、产业升级和城市化将成为近期经济发展的主要走向。

　　吴：布坎南曾经讲过：没有任何单一形式的组织是“适合于”所有情形的，相反，任何组织安排都会产生有限范围的所希望的结果。每个组织安排都有局限性。如果这些局限性占上风，那么制度缺陷和失败就会显露出来。组织安排的最优选择应该是与制度弱势或者制度失败相关的成本最小化的选择。

　　胡：无论是在温州、在苏南或在珠江三角洲，我们已经目睹了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在未来的改革进程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新生民间经济，将是真正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力量之一。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处在“本能与理性之间”的伟大的社会变革，20多年的改革，已经足够培养起一种改革的传统和社会认同，这无疑是最弥足珍贵的财富，也是中国改革之不可逆转的最重要的思想保证。

　　吴：荀子曰：“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只要我们有“本”（在今天，不仅仅指农业）、有“备”，并遵循客观的社会规律，那么任何天灾鬼怪都奈何不了我们。温州之明天，大抵如是，苏南、珠江之明天，大抵如是，中国之明天，亦大抵如是。(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