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温州的政府在外界看来一直是一个很怪异的执政机构，不同的人对其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温州是“无为而治”的绝佳模板，而有人则大大地不以为然。在未来的中国社会进步中，关于政府为什么或如何干预市场、以及政府与新生经济力量之间的互动等命题的讨论肯定会越来越热烈。

　　胡：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公共选择虽然在实践上依然偏向于更多的政府，但更多的市场、更小而有效的政府已经成为西方各国乃至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识，并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指导思想。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的改革在美国等国家转化为一场重塑政府运动，虽然在削减社会福利指数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在放松管制、公共领域引进市场机制、建立公共领域的内部市场等方面还是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应该说，在这些方面，温州的政府有意或无意地已经开始了尝试。

　　吴：在中国，未来政府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如何协调好新生经济力量、民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在温州，我们已经目睹了一些值得借鉴的做法：（1）扮演好协调者、维护者的角色，而不是过度的干预、执行。政府努力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枢纽而不是发生器，不成为社会利益的争夺者之一；（2）吸纳更多的、优秀的知识分子进入政府，提高执政的能力，政府内部形成一种有利发展和改革的氛围和机制；（3）让有钱人安全，让贫困者安心，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到社会保障体系及社会公平机制的构筑上；（4）不断地校正、提出社会发展的新目标，以此来凝聚主流力量，通过发展经济和整顿社会秩序来保证执政地位的稳固。

　　胡：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人们逐渐趋向于将政府定位为三种角色：即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宏观及中观经济的调控者，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按弗里德曼的理解，公共权力的最主要的职责便是维持“公共行为的规则”。当然在中国，仅仅这样显然是不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共权力的拥有者自身怎样对自己的三种角色——管理者、调控者和所有者进行时间、精力和功能上的分配。一种最让人担忧的状态是，公共权力拥有者利用三种角色的差异性进行暗箱的内部交易，最终成为经济生态圈中的逐利群体中的一部分。这样的状态将会导致的结果是，政府将自己与民众、经济力量乃至有公共意识的知识分子摆在了对立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这将是未来中国发展最为危险的一种情形。

　　吴：政府能否通过自我机体的改良而不断适应前进中的现代化，关键在于其能否继续成为中国改革的主流力量，其利益诉求是否与改革的目标相一致。有技巧地把社会发展的压力转化为各阶层共同的压力，而不是新生力量对政府的压力，在这样的转化中，保持协调人、维护者的中间公正角色。

　　胡：在现阶段，政府治理理念和体制的转型，显然已经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评论海瑞式的官员时曾经有一段十分精妙的论述：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见《万历十五年》，第135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在当今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同样可以发现，在当前这个新的改革时期，时代对官员的要求及评价标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吴：这种变化是否就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1）以观念解放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工作思路需要进行更为技术化的调整。理性的技术型官员全面替代激情型、改革型官员，大无畏式的改革热情让位于对社会秩序的心怀敬畏。从旧体制的破坏者到新体制的建设者，完成这一转型是新时期中国改革对文官阶层的要求。（2）垂拱而治的时代一去不返，仅仅对市场经济的呵护已不够，更须体现在国家治理结构的建设能力上。两起全国首例民告官案件出现在温州绝不是偶然。一方面表明经济的发达自然会带来民众的法制观念的提升和整个社会对法制的呼声；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对地方官员的治理、沟通和均衡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前的支持、呵护者的角色已不够了。

　　胡：经济的发展始终需要一个协调、温和的氛围，尤其要指出的是，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地感觉到这一点。这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改革的命题了，而是更广泛地涉及社会秩序的扩展和重建，涉及各个阶层的利益的均衡和协调，涉及更多的与公共道德及社会公平有关的规则的建立。在这个意义上，温州正在给予我们新的启迪。

　　吴：在过去，我们从来没有从阶层分析的角度来审视过温州，我们从来把热切的目光全部聚焦在若干个私营企业的身上，聚焦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上，我们没有认真地剖析过知识分子在温州改革中的作用，没有注意到这里既是个体老板比例最高同时又是中国打工群体比例最高的奇特地区。此次，视角的转换，的确为我们带来了很多惊奇的发现。

　　胡：中国目前的利益阶层是金字塔型的，少数致富者与绝大多数的贫困者形成了利益和观念上的对峙，不少人认为这几乎是一个难解的死结。其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会下层能否寻找到通往上层的合法及合理的途径，如果致富者的模式全部是不可克隆和仿效的，将必然导致下层民众的过激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在温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趋于成型的等边菱形的利益阶层结构。按人口比例而言，温州的中产阶层及打工阶层的比例是十分之高的，也可谓是两大阶层对峙的中心地带。但是由于其经济运作模式的市场化，使得两大阶层的矛盾冲突并不大，相反，竟有互通互融的可能。这一发现，为我们带来了信心。(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