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在温州，我们此次的考察是以新生经济力量、政府、民众与知识分子这四个利益阶层之间的互动为基点的。从这个考察的视角上，我们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也生出了很多未解的疑惑。

　　胡：在对温州的“零距离”考察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中国社会改革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改革的非合法性”。在很多领域，经济或社会体制上的改革方案得不到现行法规的保护和支持，其改革突破的本身便意味着政策的风险性，以至于有“看到红灯绕着走，看到黄灯赶快走”的民谚。这无疑增加了改革及其改革者的风险成本。

　　吴：是的。这种“改革的非合法性”带来了改革派官员处境的困难，增加其风险成本，往往需要改革者以自己的仕途、前程为代价，甚至，由于其改革方案得不到合法保护，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法律上的违背。这便又伴生出中国改革的另一个特征，那就是“改革过程的灰色性”。在温州20年改革的历程中，我们目睹了太多的“改革的非合法性”和“过程的灰色性”。

　　胡：这是不是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国20多年来的改革，似乎可以被看成是一场“灰色的改革”。它有以下一些特征：（1）改革整体规划的缺乏，仅仅在渐进中因效果的出现而清晰起来；（2）改革自下而上，改革者自身角色的含糊不清及其对改革终极目标的含糊性；（3）改革措施与法规政策的冲突，改革缺乏合法保护；（4）改革评判标准的非道德化，也就是说全盘功利化，改革以经济生态圈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的紊乱为代价；（5）与道德秩序的紊乱相似，在社会环境及环保上亦付出惨重的代价。

　　吴：这是一种真正的实践大于一切价值的改革。应该说，这可能是上一世纪末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惟一道路。当然，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整个社会的道德及人文秩序则因这种极端世俗化的实践主义而时常受到践踏和破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认同始终处于充满怀疑和困惑的大雾之中。
胡：在未来，我们仍然必须以一种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这一点。我们至今无法确切地看清楚，未来中国社会秩序的演进是否会完全地走上法规化的道路——我们的不无悲观的观点是，现行体制与改革实验之间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仍然会有人或某个诸如温州这样的地区因此而付出一定的代价。好在，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谁也无法逆转的阶段，中国人已经决心全力以赴实现现代化。这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未来，甚至对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模式的探索，亦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

　　吴：有人说，温州极为幸运，因为在那个充满了政治风险的年代，领导温州的那些人尽到了他们的职责，另外他们中的杰出分子还有能力将他们的行动转化为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字和声音。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为温州辩护不仅需要理性，更需要勇气。

　　胡：温州的知识分子们及其敢于直视现实的政府官员们，一直处在一种十分尴尬的处境中。他们显然不是天生的改革派，不是天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派，相反，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那些从外地被调至温州的干部原本是怀着质疑乃至十分反感的目光来看待温州的。然而，事实让他们完成了一次思想上的洗礼，在不知不觉中他们成为了温州现象的坚定的辩护士。同时，他们面对外界的质疑不得不从理论上来寻求保护。一种从来没有为人所关注到的现象是，温州干部的理论水平是十分之高的，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和理解十分独到。这不是我在夸大其辞。

　　吴：这的确是温州试验中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地方。温州的偏执最生动地体现在温州知识分子的身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们始终以一种偏执的姿态成为了温州模式的捍卫者和辩护者。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变革的历程中，知识分子成为了改革的润滑剂而没有演变为矛盾的催化剂。

　　胡：在温州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路走来的改革进程中，像约翰·凯恩斯这样的坚信“通过计算一些可预见的后果，能够建立起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知识分子精英似乎是没有市场的，或者说，他们的存在并没有对改革产生多少实际的意义。相对而言，倒是一些并不具有多少深奥的理论修养，却以其超乎常人的勇气和道德力量坚持对市场经济的拥护和辩解的知识分子，却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对改革的顺利进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操守应该得到崇高的历史性的评价。(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