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块土地上，人们已在试图建立一个基础全新的社会，并开始应用当时人们尚不知道或认为行不通的实践去使他们的生活呈现出过去的历史没有出现过的壮观。
　　　　　　　　　　　　　　　　　　　　　　　　　　　　　　　　　　——托克维尔（美）　

　　温州试验：代表了中国改革的自由精神

　　吴晓波（以下简称吴）：温州的改革从来被称为是一次“自费改革”，也就是说，它是在没有取得正式的“改革授权”“政策资源”等条件下，进行的一次从下而上的改革。卡尔·波普尔曾经讲过一句名言：人们选择民主，并不是由于它的种种好处，而是为了避免暴政。可不可以这样说：温州人选择改革、选择市场经济，并不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晰地看到了它的种种好处，而是为了逃离贫困。这是一种超越了理想的经济本能，是跳跃在温州经济躯体内的最为朴素而核心的自由精神。

　　胡宏伟（以下简称胡）：这种对自由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其实也是中国此次市场经济改革的人文特征。没有一项伟大的社会试验是可以在暮气沉沉中完成的，也没有一项改革是可以在四平八稳中成功的。在这部波澜壮阔的改革史上，温州人以其年轻而不无鲁莽、激越而不无尖锐的改革风格，充当了急先锋式的角色。

　　吴：温州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萌芽与普及，承担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风险，同时以其实践一再地证明了改革的必然。因而便也有了“温州模式”的说法，多年关注温州，并多次为温州鼓与呼的吴敬琏先生认为“温州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方式，但适合温州的不一定适合全国”（见2001年7月19日《南方周末》吴敬琏先生答记者问）。然而我们以为，在现阶段，温州的经济成长之路，对那些迄今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藩篱的、也没有自然资源可以利用的广大的经济落后地区，仍然具有十分现实的借鉴意义。

　　胡：记得10来年前，我们第一次去温州采访的时候，每到一地，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便是：什么是温州模式？10来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也成为了一个准温州问题专家的时候，我们被问及的最多的一个问题还是：什么是温州模式？十分有趣的是，温州的企业家及当地的官员、经济专家似乎都比较忌讳这个词。有的甚至认为，根本就没有温州模式。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

　　吴：在不同的时期，温州模式所代表的政治意味是不同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在有些人看来，温州模式是中国搞私有化的样板。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温州模式便是中国式的市场经济。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没有所谓的温州模式，如经济学家钟朋荣先生，他和吴敬琏先生一样，认为温州的一套做法只适合温州，在别的地方不一定适用，因此他们反对温州模式的提法，以免其他地方照搬。

　　胡：按我们的观察，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温州模式应该就是所谓的“家庭经营模式”。钟朋荣曾经归纳为“六个家家户户”：家家户户开发项目，家家户户研究管理，家家户户融通资金，家家户户开拓市场，家家户户承担风险，结果家家户户都有企业家。而我认为，温州模式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个是经营模式层面的，如家庭工业、专业市场、股份合作制经济、家族企业等等。第二个是政治经济学层面的，是相对于国营经济模式、集体经济模式以外的一个“另类”。我们看到，对温州模式的争议、认识及认同的过程，便是中国经济成熟和观念更新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温州是一个很难得的研究中国民营经济成长的模本。

　　吴：是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任何一种经营模式都存在着不断衍变进化的过程，温州同样也不例外。比如，钟朋荣所形容的“六个家家户户”可能符合10年前温州经济的状态，可是在今天，则未必适合了。因为，温州的企业长大了，温州的经济格局变化了。而一个未曾改变过的“温州精灵”则是，在过去20多年间温州人及温州经济所表现出来的追求自由的现代精神。每年全中国有那么多人千里迢迢赶到温州去取经，你说具体取到了什么经营之道很难说，但温州人的创造热情和百无禁忌般的市场开拓精神，则无疑鼓励了所有的取经者。这股来自民间的草根力量是推动中国经济进步的原动力之一。这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来自温州的精神上的呐喊。

　　胡：与温州毗邻的台州地区，也是私营经济十分发达的。有一段时间，关于谁是股份合作制的创造者，两地一直争论不休，不同的人拿出不同的文件，为谁比谁早了几个月而争得面红耳赤，似乎谁是股份合作制的发明者，谁便是中国私营经济的始创者了。但至少在我们看来，这样的争论是不公平的：很简单，当年温州人在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压力的时候，比邻的台州却可以躲在不起眼的地方避免政治风暴的袭击。

　　吴：在很大程度上，关于模式的研讨或某些经验的争夺，都是一些跟现实关系不大的话题。其实，我们应该警醒到的是，没有一种理论或一类模式，足以支撑起一次社会变革的全程。改革的历程往往是这样的：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把以往曾经给我们带来成功和辉煌的理论一次次地变成了亟待扬弃的教条。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