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曾出任温州市市长的官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在温州当市长，是一个“站在政治悬崖边上”的职业。下面文字摘自《中华工商时报》记者对温州市市长钱兴中的一篇专访。专访的标题是：《温州为什么赢》，而专访的内容却充满了另外的很多“为什么”。

　　温州市长七答记者

　　记者：（刘坚、王亚杰、刘黄、朱艳燕、叶正积）早在1987年，美国的《新闻周刊》就以《沿着资本主义道路》为题介绍了您所在的城市——温州；在您出访美国时，美国的媒介又称呼您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市长；还有人说，

　　温州是中国现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钱兴中：外界对于温州有很多说法，也有过许多争论。而温州自己则一直比较平静，有人说，温州是“在外界争论中出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

　　外界对于温州的争论比较集中在温州的市场化和非公有制经济上。温州率先进行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已被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关于所有制比重里非公有制经济比例高了，现在看来已不是问题。李瑞环同志前不久在温州说：“十五大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这是对包括温州在内的各地经济的肯定和总结”。

　　西方可以有它自己的理论，但我觉得温州的改革路子是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的一个典型。

　　记者：可是“资本积累”和“资本增值”从传统的理论上来说，都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

　　钱兴中：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同时，理论也需要实践的检验。在温州，凡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先服从实践。否则，理论就成了“教条”，就束缚了创造性，还谈什么改革和解放思想！十五大报告中已经用了“资本”这个概念，证明其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

　　记者：有人说“经济越发达，机会就越多”，当然这种机会包括犯错误的机会。在温州这么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政府官员犯错误包括犯经济错误的机会是比较大的。那么，如何将犯错误的机会降至最低水平呢？

　　钱兴中：你的问题可以提得更直接一点，你其实是想让我谈权力的腐败问题。是的，现在确有权力腐败的现象，对于某些官员来说，权力需要“卡拉”一下才能“OK”。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雾里看花”的东西太多，很多时候“暗箱”、甚至是“黑箱”操作，容易产生“权钱交易”。解决这些问题，公开是一剂有效的药方。公开是对腐败最有效的监督。温州实施政务公开制度，用公开的办法，限制滥用权力，削减“机会”。

　　例如，在城市，最大的“机会”是“批地”，城市批一块土地挣几千万的事情不在一两个；另一种“机会”可能是“批出租车”，在温州，一个出租车营运权卖到68万以上。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种制约机制，从制度上消除权力腐败的机会。不是我不想“批”，而是我想“批”也不行。温州的办法是凡涉及政府垄断资源的项目都采取拍卖、招投标等公开的方式。

　　不可否认，政府官员的“身份”在现阶段的确还是有“价值”的，但这种“价值”的体现却有天壤之别。不管你们是否同意，这种“价值”在事实上可以用于正当的“活动”。比如，在温州，企业搞庆典是严禁请客吃饭送纪念品的，但企业一旦把节省下来的钱捐助公益事业，市领导就出面剪彩，换句话说，企业贡献几万元以上，政府办公室就安排我出场。这种邀请领导的事，过去做得很不规范，现在用公开的办法操作，不仅大大减少了企业到处拉领导剪彩的情况，同时也遏制了政府官员收受礼品、礼金、礼券的“机会”，而且支持了扶贫、教育等事业的发展。

　　老百姓不满的是收取礼品、礼金，请客吃饭，因为这些事情事实上是官员将其“价值”与他的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

　　记者：在过去的岁月中，温州曾经几度受到批判，其中一个原因是温州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有人还据此证明温州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作为市长，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温州是如何解决“公平”问题的？

　　钱兴中：分配不公、收入悬殊这种现象不容忽视。但这要用全社会分阶层对比的数量分析来看问题。应该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平等的，但参与竞争的主体进入市场的条件却有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的收入出现差别是不可避免的。作为政府，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应从物质文化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为绝大多数公民创造发展的机会和生存的条件。换句话说，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争取实现社会公平。

　　温州现在还有一些地区比较贫困，主要是一些海岛和山区。我们还可以再想一想，这些地区的贫困究竟是什么造成的？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20年前的温州没有什么富人，都是穷人，现在的温州，已经有很多人富裕起来了。你说，这种变化是进步还是倒退？一个正在走向富裕的社会是变得更接近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更接近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我说，温州曾经和依然存在的贫困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记者：小平同志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温州在改革实践中是否已经摸到了“石头”？如果已经发现有现行体制难以逾越的“石头”，温州是否有决心“搬开”“石头”？

　　钱兴中：李瑞环同志在考察温州时曾经说，对待苏南就是对待乡镇企业的问题；对待深圳就是对待改革开放的问题；对待温州就是对待非公有制经济的问题。

　　温州人很超前，也很务实。温州人敢为人先，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温州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但我们对不利于自身发展的事，不会去“抢头阵”，比如对政府职能转换，我们做了超前的工作，但对政府机构改革，我们等待自上而下地进行。机构问题有个“蜂窝煤理论”，就是强调上下对口，否则你连上级发个文件都收不着。

　　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有社会基础。我主张一点一点地松动，这样社会的振荡就会小得多。温州不追求轰动效应，平平淡淡能够解决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弄得轰轰烈烈呢？

　　有些社会矛盾的解决需要政府的努力，有些还需要时间。凡用平稳的方式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不主张用激进的方式解决。

　　记者：温州曾经是一个基础条件极为艰难的地方，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又长期作为海防前线，几乎没有国家

　　投资。在这样的情况下，温州是如何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呢？

　　钱兴中：我讲一个观点、一个思路。

　　一个观点是：政府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但是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要牢牢控制在政府手里，即使利用外资，政府也要算好账。例如BOT的方式，在算账上要高人一筹，因为外商搞了多少年市场经济，技巧比我们要纯熟。

　　一个思路是：多渠道拓宽筹资渠道，就利用“民资”来说，温州的基础资金主要有三条渠道：第一是来自工程的经济效益，谁投资谁受益的“四自”工程；第二来自于级差地租，花小钱生大钱；第三来自城市的稀缺资源，比如对出租车经营权、摩托车上照额度等进行公开拍卖。当然，政府筹资既要尽量用市场经济手段办，又要符合中央有关政策，符合大多数群众的长远利益。温州还积极开辟利用外资的渠道，最近正在争取“温州基建”境外上市H股，这是一种真正的资本运作方式。

　　我总在想，外资能挣钱，为什么我们自己就不能挣钱？关键是出现了“自己”的事情没有当做“自己”的事情办的现象！

　　记者：作为温州的市长，您是否知道您的市民是如何评价您和您所领导的温州市政府的？

　　钱兴中：事实上，作为市长不被人骂是不可能的。有人甚至电话打到我家里骂我，原因是他家停电了。我心平气和地告诉骂我的市民，我家也停电。现在我还在挨骂，但已不再为停电的事情。有的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要有个过程。

　　我觉得老百姓是公正的，他们对你不了解时，他们骂你，了解了实际情况后，他们就能理解你，关键是你要为他们办实事。

　　我们一直在致力建设一个为民、高效、廉洁的政府。政府的决策尽量和市民交流，使政府和百姓的距离尽量缩短。在温州，许多大的建设方案是由专家制定，交由市民投票评选的；我们还召开政务信息发布会；温州较早设立了市长热线，还设立了针对政府决策的“诤言奖”。

　　我说了这么多，都是自己说自己，有关这个问题，我觉得你们应该更多地去听听市民的意见，他们说得更实在。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