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州，当其经济体制改革模式遭遇质问的时候，政府与民间经济力量是站在一起的，面对同一个“假想敌”——旧体制和旧观念。这其中似乎也不无利益的因素，每一位温州官员都清醒地知道，不为温州的改革辩护，温州和他们自己都走投无路。

　　从60年代的李云河始，到袁芳烈、董朝才及陈定模，温州出现了太多的充满了悲怆命运的改革者。与百无禁忌的近乎狂放的温州经济不同，温州的官员却从来就被笼罩在政治的阴影中，是时不时会被拎出来“示众”一番的被告和被质问者。

　　一段时间，温州的改革者拿出了一大叠的数据，以表明温州经济当中的公有制部分仍是十分庞大的，他们还苦心地培植出了一些公有制企业的典型。这些举动显得十分古怪，当无数取经者千里迢迢来温州取经的时候，温州的干部却不厌其烦地先向他们介绍温州公有制经济发展。

　　此外，如果说温州的官员从一开始就明白执政体系应当如何与市场经济相衔接，知道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状态下发挥有效的作用，那显然又有点夸张了。事实是，直到今天，这还是一个摸索中的进程。
有两件小事便很有记录的意义。

　　1993年，市场经济的概念初步得到确认，各地政府都以扶持当地企业、发展商品经济为工作的重点，在温州便爆出了一件新闻：温州市委书记张友余去一家生产空调的民营企业考察，企业主在张书记的汽车上贴上了自己的广告，张书记也未置可否，坐着轿车继续在基层跑。一时间，书记的轿车为企业做广告的新鲜事传了出去，在当时的国内引起了好一阵的讨论。很多人大声叫好，说温州的书记到底思想解放，处处为企业着想。可也有人担忧，这会不会造成官不官、商不商的社会风气？

　　还有一年，温州又发生了一件新闻：官员收取“出场费”。

　　温州每天都有新的民营企业在诞生，有新的商业信息在发布，在这些活动中，官员自然成为重点被邀请的对象。因此，有的地方官员突发奇思，想出了收“出场费”这个高招，从市委书记到市长、副市长，高者15万元，低者10万、8万，公开标价，收入全部由市里统一收取，存为专项资金，用于社会福利事业。这件事自然又是溅起一片争议。有的说温州人的商品经济概念就是强，政府找到了一条合情、合理又合法的发财之道，而也有人觉得这样的做法在一个现代法制社会中实在有点怪怪的。

　　这两件曾让人津津乐道的新鲜事都没有持续很久，书记轿车上的广告只贴了几天，而官员收取“出场费”也没有形成制度执行下去。但从中可以发现，温州的官员在市场经济的大浪潮中，始终保持着一种探索的姿态和勇气，且不管其做法是否正确，甚至可能是荒诞的，却与温州人发展经济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在西方现代政治学中，有人把现代政府分为维护型、指导型和执行（干涉）型三种。在当前中国大大小小的地方政府中，也同样存在着这三种不同形态。而在一段时期的温州，政府的功能显然是被单纯化和紧缩化了。

　　温州官员们常常用“无为而治”来形容他们的执政哲学。很多到温州采访过的记者或研究人士都有同样的感触，在温州政府官员中，听到最多的词是“放任自流”“无为而治”“不设限”。他们还发明了一句很著名的顺口溜：“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也就是说，政府几乎全然置身于企业运营、市场活动之外，以“不管就是保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府理念。

　　他们的行为倒是跟弗·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描述过的一段文字很恰合：

　　国家这一强制性力量与过去的部落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必要再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财富去实现这一目标，而只需要把自己的功能限制在提供公共安全和保障产权与公正规则的实施上……如果我们希望为全体社会成员保障尽可能多的利用个人知识的自由，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用抽象规则代替共同的具体目标。把政府的作用限制在实施这些抽象规则，以此保护个人自由领域不受侵犯。

　　实话说，一开始温州各级政府对自发的私营经济态度是左右摇摆、无所适从的。这一方面是当时更高决策层的意见飘摇不定，反映在温州政府身上就是时紧时松。1982年根据上面的指示，温州市公安局和工商局抓捕了当时私营经济的代表柳市镇“八大王”，经过这一事件，温州政府态度才明确起来。

　　为什么经过抓捕“八大王”，温州政府才趋向保护私营经济呢？当地人士认为：一是因为当时袁芳烈等领导开始明确改革志向，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一抓“八大王”，温州经济指标迅速下降，1980年温州第二产业发展速度为31．5％，1981年为7．0％，1982年一下子下降为－1．7％，比1981年甚至倒退。而当时中央考核地方官很明确看地方经济指标。所以从自身利益出发，当时地方官明确“温州除了发展家庭企业别无出路，为了温州经济指标上升，只有保护、发展私营企业”。

　　这和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的观点相似：从地方保护出发，民营化的进程不可避免。1984年为“八大王”平反，以袁芳烈为首的地方政府开始顶住某些压力极力保护民营企业。此后的历届政府也一直致力于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而正是由于政府的保护，温州私营企业创新从未再受到直接冲击。这时温州政府的“有为”，表现在“精神”层面：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为了保护私营经济，政府以股份合作制为创新模式，大开方便之门，只要二人以上合办企业均算作股份合作制，为实质民营的企业戴上红帽子。

　　政府冒风险，民营企业也为政府提供全面支持，部分改革官员被罢免后，民营企业为其提供就业机会。例如一位县委书记因激进改革而被免职，上万名群众送匾，1328人签名，民营企业还邀请他下海当董事长。民营企业与政府形成利益互动。有人称，“在温州坐在政府位置，能感受到强大的民间力量：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可逆转！”

　　1989年前后中央派调查组三次了解温州民营企业政治取向，以及温州模式是不是资本主义模式，绝大多数温州官员挺身而出保护民营企业，为其大声辩护。不仅如此，温州政府还让民营企业大规模进入交通、邮电、科技、材料行业，主动让权。民营企业均瑶集团从1991年开始包下了温州到各地的28个航班、100辆出租车。温州政府这一明智之举与温州人崇尚独立自主、等级观念淡薄有关。温州人几乎没有官本位意识。一位市经委主任曾笑称：“在温州，做官只有福利稍好，我这个经委主任，手头没有什么批条的权力，材料全部让民营企业去做了。”

　　然而这时的温州政府只是在精神层面主动顶住层层压力。在管理层面，并无大的作为，主要是放任自流，让民营企业迅速壮大。“当时的无为主要是无能”，用温州“本土理论家”马津龙的话说就是，“无法用以往计划经济的一套去管理新生的民营经济，只能放弃管理”。

　　20世纪90年代，温州市政府把政府投资的重点转移到了交通与城市设施建设。一度，政府曾经想扶持部分企业，结果发现效果并不理想，他们开始认识到政府主导型经济值得质疑。所以90年代中期，温州政府在总体产业指导方面作用仍是非常有限。这时，政府的“无为”就是一种主动的自觉的无为，有为的无为。

　　90年代中后期，温州政府已逐渐成为一个较成熟的政府，其有所作为表现为一定限度下的“有为”。当时的情况是，如果温州不抓住第二次创业，不改变温州企业市场开发能力强，技术能力弱，规模“小弱散”的状态，温州模式危机四伏。因此温州市政府明确“百项产品升级计划”，进行100个1000万元以上的技术改造，政府投入5000万用于技改贴息；政府还认为1997年经济低谷正是各个企业调整结构的大好机会，为此出台“858工程”、“358工程”。这时，政府的“有为”是无为的“有为”，即政府不参与企业运作，而是设立一标准线，一旦达标，企业均可获得政府在技改方面的支持。

　　对这一段从“无为”到“有为”的历程的解读，让我们目睹了一个政府逐渐从稚嫩走向成熟的生动轨迹。

　　叶林斯基，是前苏联时期著名的改革理论家，俄国自由派政党领袖。20世纪90年代初，他提出了苏联迈向市场经济的“五百天计划”，该计划对500天的每一天的任务均有详细规定，真可谓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用弗·哈耶克的话说，他是企图“以一种新的具体目标对旧有的计划体制进行计划性的颠覆”。然而，历史的结局却是，以“休克疗法”为特征的俄罗斯经济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在温州，我们没有看到叶林斯基式的改革大师的出现。

　　一种改革模式的价值，并不表现在它的产生效果的迫切性上，而在于在它的可持续性、公平性和对社会资源的最小的破坏性。这可能便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与温州模式及其中国经济改革的最本质的差异所在。

　　在温州，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没有进程表、没有预谋、甚至没有计划的改革。往往，现实的发展造成改革的压力，最终以利益调整的方式进行协调。政府与其说是改革的推动者，倒不如说是维护者。知识分子则在这一进程中充当了辩护士的角色。在温州，我们最生动地目睹了谁是改革的执行者——人民。

　　所谓的先知先觉者——即便如李云河等人，也仅仅是一种象征，并不是当时惟一的清醒者，在其他的地区也可能存在着其他的不为人所知的这样的人物。

　　我们在温州看到的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温州的官僚体系和政府，因着改革而拥有较高的社会认同。温州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功在于，内部的一些精英与知识分子实现了真诚的衔接，甚至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也存在于政府内部，他们拥有双重身份。温州经济的现实，已经使这些人坚信，中国的改革——从经济到政府体制，都可以通过一种温和的、渐进的方式来进行，对现有的社会秩序的摧毁，无益于现有的所有利益阶层。

　　他们也深切地意识到，经济的发展，并不天然地意味着政权的稳固。新的经济状态很可能产生新的社会需求，而在所有的人都未必清晰地了解自己的要求是什么的时候，就可能提出社会秩序变更的冲动。为政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潜在的“集体无意识”。

　　正是在他们的培植和努力下，在今天的温州，一种对改革进程的“社会耐心”已经形成，这种“耐心”，已经并将继续成为社会秩序稳定的最无形而重要的保护膜。(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