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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指导私人以何种方式运用其资本的政治家，不仅是其本人在瞎劳神，也是在攫取一种并不属于他的权力。由一个愚蠢和专断到幻想自己是适于行使这种权力的人掌握它，是再危险不过的了。
——亚当·斯密（英）
在很多到过或者关心温州而没有到过温州的人们的眼中，温州官员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团队。10多年前，当我们第一次去温州采访时，他们便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一个小乡镇，一位镇长向我们大段大段地背诵《资本论》；在另一个县城，县长大人竟没有用自己的专车，而是带我们坐上三轮车去私人小酒馆吃饭。
他自己掏腰包请我们吃温州特产的“敲鱼面”。在闲谈中，他不经意地告诉了我们一个关于温州干部收入的秘密：温州干部的工资跟全国一样，都很低。在私营工厂、个体老板如此众多的地方，要稳定军心，杜绝灰色收入实在是难上加难。因而，县政府便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县城马路改造的时候，让干部们有一个优先购买地皮的政策，然后，统一规划造房子，五六户人家一栋，每户从底到顶四层——温州人习惯叫“一间”，一般家庭都是一层的街面房出租，二、三层当旅店，四层自己住。这样，每年大抵有四五万元的收入，在90年代初，这应该是一笔相当高的年收入了。
“你们这样干，上级同意吗？”
县长大人眼神闪烁：“温州很多县、镇都是这么干的。省里不一定，市里肯定是知道的，不过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这样干部怎么管？国外的政府讲高薪养廉，我们是‘土法养廉’。”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高薪养廉”这个新鲜的名词，也第一次领教了温州人善于变通、敢于突破的狡黠和勇气。
在过去的20多年里，温州的干部极少被提拔到省城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着一个颇为悲怆的命运。回眸温州充满了暴风骤雨的改革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如果没有一大批基层官员的执著和创新，便没有温州经济的生存可能。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而又十分微妙的角色。
有人说，温州的官最好当：你只要垂手而立，置若罔闻便可以；也有人说，温州的官最难当，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突如其来的“政治台风”刮倒。
其实，难易还不在此。困难的是，你面对的是一个不被正统的观念和体制所认可的经济生态，而你不但没有任何管理它的经验，却同时还得为它辩护并承担所有的政治上的风险。
在温州为官，是对一个人的道德勇气和政治智慧的拷问。
袁芳烈、董朝才和刘锡荣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一段时间，在温州当第一把手，几乎就是被推到了政治悬崖的边缘。
1981年8月，袁芳烈受命来到温州。当时他是省内最年轻的副省长，分管浙江的农业。他的使命是“治乱”。省委只给他一年的时间，让他迅速解决温州的所有问题：从所有制问题到班子问题和治安问题。
许多年后，袁芳烈回忆说，那时他自我感觉好像跑进了一个不是由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的“敌占区”。这里几乎没有他熟悉的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没有政治觉悟很高的人民群众，这里的一切都尘土飞扬、乱糟糟的。这里的官员似乎并不欢迎他的到来，他们有的冷冷地观望，有的给他造舆论，出难题。他一句温州话也不懂。“我被逼进墙角。很多人预言我3个月就得卷铺盖走人。”
“温州问题”的根子在于经济。袁芳烈应该说是带着对个体经济的偏见履任的。那时的温州已经有几十万人被迫到外地谋生：乞讨，弹棉花，补鞋，在上海车站码头帮人站队、倒卖车船票，而更多的则推销温州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袁芳烈的工作任务之一，便是把这些人全部圈回温州，把私有化的毒瘤彻底地割掉。
他自称曾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高手”。在衢县当县长、书记时，年轻肯干的袁芳烈，曾把办公室设在水库旁，在农村蹲点两年，背后皮都晒脱几层。可是，让这位实干家困惑的是，他还是改变不了人民公社“上工一条龙，收工一窝蜂”的懒散局面。
到温州后，他最早着力扶持的也是国有经济。温州当时约有1／3的国营厂彻底垮掉了。在最初的几个月，袁芳烈为帮这些国营工厂跑贷款、讨项目，动足脑筋算尽机关，可是最后的结果却还是无济于事。大约在1982年上半年，为温州经济发展、更确切地说是为吃饭问题愁眉不展的袁芳烈下乡调研。两次偶遇，让这个“割尾巴高手”的思想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一次，袁芳烈坐车经过瑞安县麻布镇，在河边碰到一群牛，有上百头，个个膘肥体壮，而且还挂着大红花。袁常年在基层工作，见识过的牛，在农闲时大多缺乏照料，落膘的落膘，死的死。于是，他向牛倌问个究竟。牛倌告诉他，这群牛是一家一户养的，所有权归集体，收益归个人，他赶这群牛是参加比赛。
在乡村干部那里，袁了解到养牛户的积极性所在。瑞安人把水牛叫“三五牌干部”，因为一头水牛畜力年值500元，奶水由炼乳厂收购也值500元，每年产犊一只也是500元，而1500元正好相当于一个30年工龄干部的年收入。
“那群牛，让我想了很长时间，产权关系、利益关系明确，人的积极性高，牛的效益也会发挥到极限。”袁芳烈原以为温州人觉悟低，这才觉得是一种偏见。“温州人的观念是先进的，不是落后的。”
在瑞安塘下镇，他钻进一间灯光昏暗的地下工场，半间房子，5台简单的机器，主人兼工人是带着孙子的一个老太太。她每天早晨领料，守着机器，晚上将成品——松紧带交给小贩。老太太的收入让副省级的袁芳烈自叹弗如：5台机器投入只要500元，老太太的年净收入是6000元。
这使为温州工业化搔破头的袁芳烈十分兴奋。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有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年利润就有60万；1000个就有600万。那时的温州，纯利60万的国营企业不超过3家！
温州就以这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刺激和教育着它的袁书记。袁芳烈很快发现，在温州的确存在着一种他完全陌生却充满了勃勃生机的地下经济。当时的温州城乡，已有数以万计的地下工场和家庭作坊，它们的生产经营和内部分配机制都十分灵活，工厂的自主权是经营者的，工人按计件提成，它们与市场联系的渠道是10万个“农民供销员”，他们的身份多是弹棉郎、修鞋匠、小裁缝、剃头匠，在行走天下时，随身带着家庭手工业产品四处推销。在十分偏远的金乡、宜山等乡镇，已经出现了较成规模的专业化家庭作坊群和最初级的工业品集贸市场。正是这些“黑工厂”“家庭工业”和“不务正业”的人们支撑着温州的经济天空。
“吃饭”问题压倒了僵化的意识形态，现实让袁芳烈彻底地转变了对温州经济的判断。1982年12月，他决定召开由农村专业户和重点户代表参加的温州市“两户大会”。
在会上，两户们被戴上“大红花”。袁芳烈大声地向大伙宣布了发展商品经济的鼓励措施。在会议期间的一次座谈会上，袁芳烈问与会的两户代表有没有别的什么要求，代表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吭声。好歹有一位胆大的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说，能不能把袁书记在会上讲的讲话稿和市里新规定的文本发给他们每人一份，“以后出事了，我们就说是袁书记让我们干的”。
就这样，袁芳烈的屁股和温州人坐在了同一条板凳上。
袁芳烈在温州一干4年，温州的家底翻了一番。到1984年、1985年，经济实际年增长率在20％以上，政府财政收入也同时翻了一番多。“温州模式”一词，在他任上也不胫而走。1985年12月，他调回杭州，任省政法委书记。
接替袁芳烈的是董朝才。在临到温州前，省里的负责同志特别找他谈话，再三嘱咐的一句话是，你去是要搞活国有企业，把温州的做法全面地改变过来。15年后，董朝才承认，他是带着问题和“对资本主义的天然警觉”到温州履新的。
这是一个话不多，衣着、作风都像农村干部的书记。跟袁芳烈一样，董朝才到温州的第一件事，就是皱着眉头搞调研。整整3个月，他跑了几十个乡镇、上百家国营企业和家庭作坊工厂。一幕幕的现实，一次次的座谈，一个个不眠之夜，在改变温州和被温州改变的心灵较量中，董朝才完成了一次观念上的蜕变。
1986年6月，这个不爱言语的书记在四级干部会上，花了很长时间宣读了他的文章：《试论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必然性和国营经济的主导作用》。董朝才说：一种经济形式占支配地位，当然要达到一定比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经济形式非要达到比重上占多数的地步不可”。他还算出了一笔“效益账”：在温州，国企每投入10元，一年的效益最多为1元；而私企10元的投入，产生的效益可达8至9元。在另一次干部大会上，董朝才说：“我们当共产党干部的，要牢牢记住一句话：老百姓想干的事，不去阻拦；老百姓不想干的事，不去强迫。”
“董书记也变调了。”有的人惊喜地奔走相告。已经离开温州的袁芳烈说：“老董绕了几个月弯子，终于上道了。温州除此之外，无路可走。”也有人痛惜地捶心顿足，他们把董朝才的论文寄到北京和杭州，称之为《温州的资本主义宣言》。
20世纪80年代末的温州，是一艘在政治的惊涛骇浪中沉浮的小舟，随着温州产品行销各地，温州商人闯荡四方，敌意和攻击随之而来。当时，乐清柳市的劣质低压电器、永嘉的虚假广告、苍南的假冒商标、鹿城的伪劣皮鞋、瓯北的劣质阀门等，屡屡被新闻界曝光。
人们批判的锋芒由消费事件，慢慢地转入“意识形态”上。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马津龙说：董朝才任上的5年，风风雨雨就没有停过，民间有句话是“打雷在深圳，下雨在温州”。温州的问题，哪怕是芝麻粒大，都可能跟意识形态挂钩。温州不像深圳，有一柄“大胆尝试”的尚方宝剑。
跟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而又个人魅力十足的袁芳烈不同，性格内向、勤于行而拙于言的董朝才不善辩论。更多时候，他默默地顶住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集中精力，力图给温州改革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
1985年，柳市发生了一件经济案件：“红帽子企业”柳市物资储运服务站的两个合伙人分掉了86万元利润，第二年6月，他们因此被刑事拘留，后又以贪污罪判刑。像这样戴“红帽子”挂户经营的企业，在温州约有10万户。此案在挂户经营者中引起大地震：“名为集体，实为合伙”，到底按名算，还是按实算？按当时的国家法律规定，只有国家、集体、个人三种企业性质，那么，个人合伙算什么？很显然，温州农民的“企业制度创新”已超越了法律的范畴。
难题交到了董朝才的手上，一双双忐忑不安的眼睛盯在了这位温州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上，他的一言一行，很可能将决定一种脆弱的新经济组织的命运。在调查研究后，董朝才明确表态：不能把个人合伙企业当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企业处理。旋即法院宣告两个农民无罪。此判决等于承认了新生的股份合作经济的合法性。
从1987年始，在董朝才的决策下，温州市政府先后草拟了8个地方性行政法规。其中，有关“个体挂户经营”“私人企业”“股份合作”的3个行政法规，为中国首创，它们从制度的角度有力地保护了民间投资的合法性。到1988年，温州的民营企业注册户比前一年增加了3倍，“股份合作”这种企业形式在瑞安、乐清等地均达到50％以上的比例。这一年9月18日，在董朝才的再三争取下，中央终于给温州也批了个“温州实验区”，中心任务是“探索一条主要依靠群众自身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子”。也就是在这时，温州的“自费改革”终于第一次得到了肯定。
1990年1月，任期未满的董朝才被突然调任他用。日后他回忆说，离开温州那天，是个夜晚，下雨。他去了一趟温州鞋革小商品市场，已经晚上10点钟了，那里依然灯火辉煌。他喃喃地对前来送行的官员说：“要是中国到处都有这样的市场，该多好！”
董朝才改革思路的继承者是刘锡荣。这个朴素、儒雅、在大学里学养蚕的书记是一位地道的“温产干部”，他与温州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他是抗战时在温州牺牲的中共浙江省省委书记刘英的遗腹子。
萧规曹随，需要勇气。在温州追随袁、董10年的刘锡荣，认定的也是袁、董的道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提出“不等不靠不伸手要”，集资为温州建成了机场。为此他曾宣布，市委市政府3年不买车、不建房，咬紧牙关建机场。
温州的干部评价说：“在改革方面，刘锡荣不事张扬，在很困难的条件下，他坚持走市场化的道路，恢复了温州的经济。”那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时期。每一位被调来温州的干部，都是怀抱着一种彻底改造这块“资本主义温床”的强烈的“政治使命”，而每一位到最后却都不约而同地成为了温州模式的维护者和坚持者。(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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