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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州改革发展史上，有一次会议是不能不说的。
会议名称：温州市农村专业户、重点户先进代表表彰大会。
会议时间：1982年12月16日—19日。
今天的温州人把它叫做“红色会议”。其地位之重要相当于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题十分明确——表彰农村致富带头人。当时的市委书记袁芳烈讲得更清楚：“就是要彻底破除平均主义，让致富光荣成为温州社会的时尚。”
开会的消息是爆炸性的。要知道，全国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风声正紧，几个月前，又刚刚发生对柳市镇闻名一时的“八大王”的大搜捕，关的关，罚的罚。
“‘八大王’前脚被‘请’进去，现在又请我们，能有什么好事？小心表彰表到牢里去。”收到开会通知的“冒富大叔”们怕得很，惶惶不可终日。据说，政府官员送通知书到代表家里，有的闻讯后越窗而逃，有的被堵在房里，一脸苦瓜相。还有的以为要进学习班了，肯定会“住”一段时间，干脆随身带上了脸盆枕头。亲朋好友流泪相送。
他们来到温州，感觉不对劲。大街上挂满“两户光荣”的大红横幅，还敲锣打鼓。他们茫然中有点激动：红红一片，兆头不错。
1982年12月16日，1200人参加的大会在市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复辟典型”们、“尾巴”们被市委奉为座上宾，与领导“平起平坐”。
35位代表戴着红花上台畅谈了致富之路：“过去想富不敢富，富了怕露富。现在才知道政府鼓励我们勤劳致富，这下真的给我们壮了胆、定了心。”
市委还向代表们作出了“五个允许、五个支持”的郑重承诺。群情振奋。
压抑已久的巨大潜能一下子迸发了，十个、百个、成千上万个致富能人开始在这片蠢蠢欲动的大地上龙腾虎跃。事后的政府文件说：“这次会议是温州市场经济发展的契机”，“全市从此兴起了一场发展农村经济的空前热潮”。
回首当年，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对这场伟大变革的历史作用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要打破坚冰、创造奇迹，就需要时代英雄，需要对少数优秀分子原动力的首先释放。
中国这口池塘太大，水太深，要有那么几条好动的泥鳅左冲右杀，搅它个四海翻腾。
今天，温州也罢，中国也罢，这“一部分人”早已真正富起来了，早已没有必要如同当年参加“红色会议”的代表们那样神惶惶、心慌慌了。他们稳稳地坐在中国号经济快车的前排软席，他们是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强者与宠儿。
这批先富起来的人再度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他们越来越富，正应了“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
温州的行业商会（有的称行业协会）是很有些名气的，国家相关部委一拨拨跑来考察。有名气、受重视当然是有理由的：温州的行业商会不同于其他地方由政府部门变相挂牌、由退居二线的官员领衔的“二衙门”。它们是完全由当地某一行业上规模的民营企业组成的自治组织，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会”。
郑朴当了多年的温州总商会会长。他说，全市有22个直属行业商会，加上各县市，共有45家，差不多囊括了所有支柱行业与骨干企业。
商会做什么事？烟具商会会长李坚讲得明明白白：保护自己，保护大家。这方面他是有体会的。1990年，李坚的拳头产品“王中王”打火机刚面市一只卖92元。很快谁都模仿，几个月贱卖到了3元。
烟具商会成立后就没那么简单了。他们搞了一个整整3页纸的“维权公约”，会员入会时，要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现在，每当一家企业出了新产品，第一件事就是把新产品的技术数据、外观款式等资料送到商会备案。商会予以确认后，相当于获取了“专利”，别的厂家不得侵权。对违规者，商会坚决予以打击：一砸模具；二没收成品，补偿给被侵权者。
仅仅执行“家法”是不够的。如果会员企业在对外经营活动中受了刁难、遇到了麻烦，商会就有责任出马协调、圆场子。可别小看了商会，在温州是非常有面子的，就连政府官员也敬让三分。
所以，凡是在商会里担任一定职务的老板往往喜欢把自己商会中的头衔印在名片上，而且往往印在自己董事长头衔的前面。
所以，各商会每隔几年一次的领导成员的换届选举是很隆重的，竞争很激烈。真正的能人、老板中的老板才能当选。
游商各地的温州人也十分重视商会。据说，温州生意人相对集中的每个省会城市甚至地市，都成立了颇具规模的商会。他们知道，在家靠父母，在外就得靠组织。否则，非吃亏不可。
浙江驻上海企业协会温州工作委员会会长刘际潘，竟然是一位退役不久的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堂堂的海军少将；内蒙古温州总商会会长周永年曾经位居呼和浩特市政府副秘书长……光是听听这些领军人物就知道商会不是吃素的。他们保护在外经商办厂的温州人的生动事迹可以装上一箩筐。
有了钱又有了组织的人真的是很厉害的。
那么，后富起来的人呢，目前还没有钱的人呢？他们又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
我们四处探询，试图听到他们的声音。但很失望，很少有人向我们谈论这些人。
据说，温州13万家私营企业中独立建立了工会的只有1/4。至于在连企业都算不上的小作坊或个体户那里打零工的自然就更无人顾及了。还会有谁替他们说话呢？
听到他们的消息往往是很零星的、很偶然的。但这些零星、偶然的消息却让我们忧郁。
谢水明和他的8个伙伴分别来自四川、江西、安徽、陕西，在乐清市雁荡镇服装老板林福宝的厂子里做工。他们和林老板有协议书：“每人每月可预支50元。工资年底一次性结清。”
差不多一年过去了。将近年关，林老板却突然不见了踪影。
“林福宝每接一宗活，我们便得死命加班赶货。一天一夜没合眼是常事，有时竟48小时连着干。”
“有活算是好的，一天给吃三顿，早餐是稀饭，中午馒头，晚上面条。没接货了，一天剩两顿，早餐别想了。”
……
苦点累点也就罢了，连可怜的几个工钱都卷走了！
谢水明们很愤怒，又不知谁能为自己撑腰。有人建议打官司，可请个律师最低费用也得1500元。
他们还算运气，碰上了正巧来采访的《温州人》杂志社的女记者艾林。心一软又一热，不是律师的艾林答应委托
授权免费帮他们打这场官司。
2000年4月5日，法院开庭。
此前一天，艾林得到一个坏消息：8名打工者在与她谈妥后，又集体去林福宝家讨工钱。林福宝答应给每人300元——只是应得的零头，就此两清。除谢水明咽不下这口气外，7名打工者签了字：“胳膊拧得过大腿？别连这几个钱都拿不到。”
开庭了。仅剩的惟一原告谢水明没露面——他对打赢这场官司也失去了信心。他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脆弱与无助。“我打了一场没有原告的官司。”艾林感到异常沉重。
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恐怕是我们不愿看到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我们正走进一个竞争的年代。没有竞争就不会有活力，也就不可能有创造，而活力与创造往往源于强者。在可以想见的未来，我们始终不应该对这一社会进步的基本规律表示怀疑。
但不可能人人都成为强者，总有人只能尾随其后。而且，这些人的数量之多使我们无法忽视他们的存在。
这些人（或者明确称之为弱者）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开放的、机会平等的、公平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就能完全解决的。否则，这个社会的公平至少将是不完整的。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政府无疑是著名的“守夜人”。但“守夜”之外，还有许多事可做。
一位到温州打工8年、已升职至一家大型民营公司总裁助理的成功人士感慨万千。他的思想是深邃的：政府决不是社会生产力的直接创造者，而是良性社会秩序——包括经济发展秩序的建立者、社会矛盾的调和者。对于社会群体中的强者或可能的强者，政府应该为他们打开充分扩张的自由天空。同时，把温软的臂弯和加倍的注意力留给弱者。一批穷困者的命运的改变，永远比几个富人的产生更值得一个国家和时代欣喜。
这是温州尚待解答的命题，也是中国尚待解答的命题。
我们注意到，2001年3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社会弱势群体的概念第一次如此强烈地冲击了国人的视线，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调整利益分配机制等保护弱势群体的举措也成为热门话题。
关键是，想到了、说到了之后如何做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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