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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前不久组织的一项调查中，一个问题是：您认为在如今社会上的富人中，有多少是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回答不太多的占485％，回答几乎没有的占107％，回答不知道的占208％，仅53％的人表示有很多。
“近年来中国民众对社会问题抱怨最大的要算是分配不公。多数人的抱怨主要是对致富方式的不满，而不是对贫富分层的不满。”
北京的一位学者发现，现在中国民众对分配不公的抱怨已经和20世纪80年代有明显不同，那时的抱怨多少还出于有些平均主义的意识。今天令他们怨气冲天的是：几次大的财富分配机会，基本上都是权力圈中人或与之有关系的人获得。
这位学者说：“一个人有钱，大家首先怀疑他的钱是黑的。我不知道是这批富人可悲还是这个社会可悲。”
利用权力发财并不是20世纪末的中国独有的景观。细细考证，上下几千年早有传统。
2001年3月，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出了近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其中包括身价过360亿美元的文莱苏丹陛下哈志哈山纳柏嘉，以及当今世界首富的电脑奇才比尔·盖茨。
有6名中国人入选。他们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糰、太监刘瑾、清代丝绸和瓷器大商人伍秉鉴、宋子文。
《亚洲华尔街日报》认为，如果按征服土地计算，在职业一栏是“征服者”，财富来源一栏是“掠夺”的成吉思汗可称“天下最富”。当年，蒙古人打下了13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
太监弄权，原来亦是财富累积之道。明武宗年间，权倾朝野的太监刘瑾仗借得宠而大加搜刮。被处死后，从他家中掘出黄金3360公斤，白银725万公斤。若以明末国库仅得200万公斤白银来算，刘瑾堪称“富可敌国”了。
清朝的和糰很多人都知道了，乾隆一归西即被抄家，赫然发现家中连横梁上也塞满了金银财宝，贪污金额折合白银达22亿两。
一一盘点后，《亚洲华尔街日报》得出结论：中国6名富人中有5人发的是不义之财。虽然它的很多说法不妥当，但也反映了一些历史真实。
让我们再来看看温州。
恰巧，2000年5月，温州也作了一次关于财富来源的调查问卷。
在足以代表温州民间声音的156份有效卷中，57％的答卷者认为温州老板们的钱是靠才能挣来的；37％的答卷者认为是苦干出来的；总共只有5个人怀疑老板们的财发得不明不白。
2001年3月，《温州晚报》再次推出“谁是温州青年的偶像”的大型调查，反响强烈。
在包括薄熙来、雷锋、张艺谋等全部10名当选者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以占总票数978％的148票名列第四。对他的评价是：“中国新兴民营企业的代言人、温州人奋斗发家史的缩影。”
享誉世界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用收入、声望和权力三个维度的统一来研究人们社会地位的差异，这一“三元分层标准”被各国广泛采用。
但是，这种国际流行的经典框架面对中国的现实却遇到了麻烦。《中国新闻周刊》登载的《混沌阶层》一文的作者发现了一个在中国带有规律性的矛盾现象：有钱的人，声望分层不一定高，钱的来源严重影响着人们对他们的道德和行为正当性的评价。有权者的声望一直以来是较高的，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由于钱权交易的腐败行为正在腐蚀他们的声望。收入与声望成了一对互不相容的矛盾体。
从以上所述的两次调查不难看出，温州的富人们普遍获得了声望高分，实现了收入与声望的统一。
社会学研究中有“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之说：先赋因素，出身、性别——还有独具中国特色的城乡、行业、单位级别等先天具有的特征；自致因素，通过自身后天努力而获得的能力。如果决定收入的诸要素中，先赋因素起了主导作用，这样的机制就是非市场化的，不公平的状况就会相当突出；如果自致因素起了主导作用，这样的机制就是市场化的，就是公平的竞争性的。
在温州，对个人致富起主导作用的无疑是自致因素。改革开放20余年来，这片土地上先富起来的庞大群体中，你很难找到背景显赫的权贵者的身影。无论是行商走贩、家庭作坊还是规模可观的企业集团，没有谁能独享垄断性的“保护地”，彼此走向富裕的起跑线是一样的。在这样的社会坐标系上，成功者必然赢得掌声和喝彩，仇富心态是注定没有市场的。
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社会中，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在财富方面的差异和分层现象普遍存在。问题不是消除差异本身，而是如何形成一种合理的分层机制。温州似乎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理想机制的雏形：每个人为提高自己的阶层而奋斗时，机会平等。
这就决定了温州的一个基本现实：任何一位贫困者或相对贫困者都有可能登上财富的巅峰；反之，任何一位富人也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跌落下来。他们之间差不多是一个45度角的斜坡，转换性的准入通道始终是敞开的。
这样的事实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自称为“西进淘金者”的季中良在温州名气不算大，在兰州甚至在大西北可是响当当的“服装大王”。旄下的中美合资兰州中良西服有限公司年产高、中档西服20多万套，销售额几个亿。他还扛着甘肃省工商联执委的头衔，早已成为跻身当地上层的有钱又有声望的社会贤达。
10多年前，季中良可没这么风光。他原是效益不佳的温州市运输公司汽车西站一名准国有企业职工，妻子多病，孩子幼小，可怜的一点工资要养活全家的确不太容易。当时，他身边发家致富的认识或不认识的温州人已有许多。“那几年，我上街都溜墙根走，就怕遇到发了财的朋友。”
他向站领导打了一张辞职报告，成了中国最早的“下岗工人”之一——区别在于，没有耗到被通知“下岗”，而是自己走人。这正是温州人的习惯。
什么本钱都没有，季中良开始走街串巷收购啤酒瓶，一个挣两分钱。后来，他又在公园门口卖过水仙花，一朵赚5分钱。
“每天拖着疲惫的双脚背着月亮回家，口袋里是哗哗作响的钢蹦儿。”季中良回忆说，“满天都是星斗，我想，总该有一颗是归我的吧？”
1986年，他借了700块钱，跑到市区妙果寺小商品市场当起了摊主，这是许多温州人都容易想到也容易进入的致富“启蒙教室”。这以后，他东奔西走，四处采购服装。为了看守货物，也为了省几个旅店钱，时常露宿车站、码头，遭蚊虫叮咬，被地痞敲诈。
再以后，腰包鼓了一些的季中良办起了自己的永达纺织品公司。为了寻找好面料，他的目光盯上了中国最大的精毛纺企业兰州第三毛纺厂。1992年，作为大型国有企业的兰州三毛服装分厂由于连年经营不善，累计亏损200多万元，走投无路。领导们想起了与企业有几年业务往来的温州私营业主季中良。承包经营不到一年，这家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居然真的在另一家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的手中翻了身：扭亏200万元，赢利100万元。这一“季中良现象”甚至还引起了国务院落实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调查组的浓厚兴趣。1993年5月，兰州大滩开发区鞭炮齐鸣。在大西北站稳了脚跟的季中良出资1000万元，与美国田仁股份投资公司共同创办的当时整个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西服企业——中良西服有限公司动工兴建。
一发而不可收。
“一句挺管用的老话——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季中良说，“这是许多成功的温州人都走过的路。”
也并不是所有想踏上致富台阶的温州人都像季中良那么走运。
你若是翻开温州市工商局尘封已久的档案，会发现最早一位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名叫潘明虎。申请日期：1980年10月13日，注册资金60元。
20年过去了，潘明虎还在温州一条不知名的小街上开着专售学生电脑的小店，地盘只有一块门板那么宽。他每天都准时到鼓楼一家小吃摊享用生煎包加豆浆的早餐。
一拨拨的人从自己身边走过发了财，潘明虎却守着一份坦然：“我奋斗过，我一直在努力。这也是一种幸福。”
同样来自温州市工商局的统计表明，每年都有一大批个体户或民营企业关门歇业，2000年被注销或吊销的私营企业就达1000余家。这意味着不少富人可能又变成了无产者。市场经济潮起潮落，谁都不会大惊小怪。(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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