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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贫富之间

  一些人的富有将表明其他人也可能富有。这种对财富公平的竞争性的追求,将对我们的事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林 肯(美)

  为富人们数钱

  你听到的温州故事恐怕大多与钱有关。

  在这片土地上刮过的海风中,你一般就会闻出两种气味:一是海鲜的鱼腥味;二是让人神魂颠倒的铜钱味。

  以下这则不可考据的故事曾经流传甚广:

  温州苍南县靠近福建的一个渔村原本非常贫穷。家庭工业的红火,使许多村民几乎一夜致富。

  一天,村里鱼产品市场摊位上出现了一条罕见的黄鱼王,引起轰动。按当地风俗,如果谁家能吃到黄鱼王的鱼胶,必能交一世好运。于是,一场竞价开始了,从一万元到两万元,直线上扬。这时一些外村的老板们也参与进来,一开口竟喊到了10万元。这个村的人憋气了,但一家又下不了狠心买。紧急磋商之后,村里的六位富裕大户“挺身而出”,股份合资12万元买下了黄鱼王。

  当晚,全村跟过节似的喜气洋洋,老老小小围着黄鱼王好生庆祝了一番。尔后,在村头摆下一口大锅,熬了一锅鱼胶汤。一户一碗分了,吃了,散了,全村人的好运便都有了。

  与这则灰色幽默相比,另一则同样是“汤”的新闻在许多媒体的报道中有过不止一次的准确记录:

  一段时间,温州有派头的人家请起客来必上两道汤:一道汤是海鲜大盆中漂浮一只百元美钞折成的小船,称“一帆风顺”;还有一道汤是海鲜大盆中再浮一小盆,上面有规则地摆放十只进口手表,在座各位见者有份,称“表表心意”。

  传闻也好,真实也罢,有一点是没有必要怀疑的:温州人很有钱,温州有大把的富人。

  那么,温州的富人们究竟有多少钱?

  从来就没有过一份完整的权威统计,我们看到的很可能永远是巨大冰山的一角。

  然而,透过种种管道和残缺的片断,我们还是可以大致掂出温州富人们钱袋子的分量。

  有两位温州人先后跻身美国最著名的财富杂志《福布斯》所开列的中国大陆亿万富豪榜——

  出身温州乐清市偏僻山村并最后将事业支点定于北京的赵章光,因发明神奇的101毛发再生精而成为享誉海内外的“红色大亨”。1994年,他以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身价占据首次《福布斯》排行榜第16位。

  2001年10月26日,《福布斯》杂志正式公布当年度中国大陆百名富豪企业家。与赵章光同是乐清老乡的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被评定为第65位,个人拥有财产8亿元。

  这对耀眼的双子星座肯定是温州人的骄傲。但从财富拥有量上说,他们肯定不是温州富人群体中最具普遍意义的代表性人物。

  让我们一起继续审读以下枯燥而可资参考的数据:

  2000年,温州共有个体工商户208万户,平均注册资金1万余元;私营企业13077家,平均注册资金62万元;股份合作企业24046家,平均注册资金49万元;以私人投资为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10453家。如果仅从

  这些数据分析,温州人的财富状况无疑将被低估。

  再看一些数据:

  1999年下半年和2000年上半年,温州大学经济学院对温州276家私营企业(其中除部分是个人独资外,往往有多位合伙人或股东)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调查时这些企业的固定资产在10万元以下的仅占34%;10万至50万元的占132%;50万至100万元的占20%;100万至500万元的占272%;500万至1000万元的占174%;1000万元以上的占188%。平均固定资产为466万元。这些企业遍及温州大部分地区的第一、二、三产业,但不包括泰顺、文成、洞头3个经济相对不发达县,其测算资产水平比全市实际平均水平略高。同时,以苍南县最近一次随机抽样调查为例,股份合作企业固定资产平均水平约380万元。值得说明的是,温州各类民营企业来自银行的借贷普遍较少,来自民间金融组织的也大多是短期借贷,自有净资产率较高。

  作为温州现象的独特景观,我们自然不应该遗忘了走遍全国的庞大的温州军团。

  得到官方认同的说法是,这支温州军团的“将士”不少于160万人(含子女)。其中以出卖劳力为生者寥寥,他们共创办企业3万多家,经商户约达70余万户。除西藏、青海、甘肃等边远地区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首府所在城市集聚的温州商人均在两万人以上。从人员构成的文化水平看,中学程度占257%,大中专程度占047%,小学程度占485%。

  温州有关部门通过跟踪定量分析,得到以下统计数据:在这群追逐“金钱水草”而居的游商部落中,资产规模在10万至100万元的占23%,100万至500万元的占58%,500万元以上的占15%。以此推断,他们的资产总值超过1000亿元。

  相对而言,温州本土构筑起的是五光十色的各类日用消费品生产基地,遍走天涯的温州军团则以经销温州产品为主,彼此链接成了一条奇妙的财富与富人的“生产流水线”。

  如果再把私营企业合伙人、股份合作企业人数可观的股东、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共同投资人,以及“三资”企业中方民间投资者包括在内,如果再考虑到他们同时拥有的价值不菲的房产等生活资料,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粗略的印象:温州全市民营经济资产主体的总数大约120万人,持有资产50万元至500万元者(通常被称作中小老板)显然是他们中占最大比例的主流。

  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温州富人比一般想象的要多,口袋里的人民币也许比一般想象的要少。他们是一队蔚为壮观的创造财富、享用财富的“蚂蚁雄兵”。

  温州以个体、私营为主体的民营经济是一种面向全国实行大规模交换的开放性体系。与这种所谓“小商品大市场”格局相适应的,是一种在户与户、村与村,甚至乡与乡、县与县之间实行专业化分工的生产技术网络。同时,绝大多数小商品的生产或经营的环节很少存在足以产生垄断的进入壁垒,往往出现在一定的区域内家家户户都按照分工的需要,共同生产或销售某类产品的现象。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经过激烈的竞争筛选,一批经营者脱颖而出,催生了规模较大的某类产品专业领域的龙头企业。

  因此,温州富人们的财富获得具有明显的非垄断性和相对的“均富”特征。

  这也就注定了温州富人们获得财富没有捷径,惟有放胆一搏和几多艰辛。

  几乎每一个成功的温州致富者都有一番令人唏嘘不已的创业传奇。相对于今天叱咤商海的光辉业绩,我们更有兴

  趣追溯他们的创业“前传”。在原始资本的启动点上,我们往往可以更清晰地触摸到历史的真实。

  新华社资深记者朱幼棣祖籍浙江黄岩,与温州一墙之隔。不知是否乡土地气的缘故,一把年纪的他仍喜欢浪迹天涯,而大西北是他的最爱。下面是朱幼棣一次铭心刻骨的“老乡奇遇记”: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在新疆阿勒泰地区雪山脚下的一个小县,我遇到了可以算作半个老乡的温州鞋匠。他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颇齐全的补鞋用具,一头是镜子、牙膏等小百货。我试了试,沉甸甸的。他告诉我,开春以来,他就是挑着这副担子,踏着初融的积雪,一路追赶骑在马背上不停迁徙的哈萨克部落。牧民们穿的马靴是用牛皮缝制的,一沾地上的雪水,极易磨穿。这是挣钱的好时机,但两条腿的人要追上四条腿的马,行吗?挣钱?

  我问。这位老乡脱下鞋子、袜子,瞧着满脚的血泡,黯然地自语:我们是挣血汗钱,卖命钱!

  “他已经快3年没回家了。他问我能不能回北京后帮他给家里捎封信,我答应了。第二天,我去看他,竟已人去床空。一大早,牧民提前出发,他也随着走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无法忘怀这位只见过一面、不知姓名的老乡。我的眼前常常浮现这样一幅情景:一个挑着担子的温州人,拖着一双血泡累累的脚板在追赶马背上的哈萨克牧民。他坚毅,他执著。因为他知道,他追赶的是太阳,是希望。”

  还有一位鞋匠的故事。

  乐清柳市镇一条狭窄小巷的拐角,一个16岁的男孩坐在一张矮矮的板凳上替客人补鞋。正是寒冷的冬天,西北风卷着沙尘扑面而来。补鞋孩子一手拿着针锥,一手拉着细线,显得有些僵硬。他不时停下手中的活儿,将双手搓擦一下产生微薄的热量或放在嘴边呵气取暖。

  突然,锋利的锥子深深地扎进了手指。一阵痉挛,一阵揪心的疼痛。他慌忙用力拔出锥子,扯过一张破纸包住正在淌血的手指,接着补。由于疼痛,使原本就显得僵硬的双手更不听使唤。鞋子补完了,他得到了一毛钱。血还在淌着,渗过破纸,也沾湿了这一毛钱。

  几年后,这个男孩用一分一厘积攒的铜板和伙伴们开起了低压电器作坊。第一个月,他们赚了35块钱。

  又过了10多年,这位青年创造了亿万财富。

  他,就是如今意气风发、无人不知的正泰集团公司董事长南存辉。

  这样的胶片发黄的特写似乎没有必要再述说下去了。

  在温州20余年来改革开放的财富分配餐桌上,市场的杠杆无疑起到了根本性的主导作用。握有大大小小特权的一些“政治精英”以不正当手段攫取财富的机会依然存在,其中以身试法的个案也的确时有耳闻,但与无数百姓堂堂正正地追逐富裕的浩浩长河相比,只能算是不起眼的几股浊浪罢了。同时,不知是否值得庆幸,在这片土地上国有企业历来薄弱——即使幸存的若干家也较早较好地实现了市场转轨,企业化形态的国有资产积淀很少,依靠垄断的权力非法侵吞、一夜暴富的现象也失去了大量滋生的可能和空间。

  可以这么说,温州的财富和富人从总体上是“阳光”的,是令人信服的。“阳光”下的阴影,恐怕主要就是一些假冒伪劣和坑蒙拐骗现象了。但应该承认,这几缕阴影显然是阶段性的,是从过去走向未来的进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发展代价。

  若干年前,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他那部颇引起些争议的畅销书《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用这样的笔调评价了这样一群人:

  他们没有权势背景,没有稍纵即逝的美妙机遇,更没有凭着“灰色潜能”聚敛起“灰色财富”——而是砺砺斫斫,筚路蓝缕,百折不挠,坚韧挺进地加入了中国资产者阶层的人们。

  他们最终成了中国资产者中的一员,大抵靠的是白手起家,渐渐从小本生意发展壮大的曲折过程。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原本不过是些普通的工人、农民,脱去军装复员的下级军人,甚至是一些失业者,某一个时期内几乎穷途末路的人。他们的成功非是交好运的结果,而是与命运抗争的结果。

  他们,只有他们才是,而且最应该是“改革开放”这张巨大产床上接生下来的健美婴儿。他们中不少人,十余年间,已由婴儿成长为“英俊少年”了。

  温州的占据主流的致富群体正是这样的一群人。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评价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再借用梁晓声先生的一句话:我——也许应该是所有的中国人——对他们一向是怀有大的敬意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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