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100年前，日出东方的前夜，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第一次意气风发地真正扮演了决定历史命运的主角。

　　然而，他们走的是不同的路，唱的是不同的大戏。

　　1898年6月，康有为等全国各地一批革新派知识分子纷纷涌入京城。一场以君主立宪为框架，试图在传统政权内部渐进式改革发展的“戊戌变法”匆忙上阵。
缺乏土壤、没有根基的改革，只能如同晚秋的落花流水。

　　不过百日，慈禧太后的军队开进城来，光绪被囚瀛台，康有为亡走香港。9月27日晚，他的弟弟康广仁、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

　　康有为始终坚信，反动腐朽的只是慈禧等一小撮，光绪皇帝是国家改革振兴的希望，越过君主制直接过渡到共和制肯定会引起大混乱，你死我活的残酷暴力没有必要。民主是必然的，但不能超越历史的阶段性。1899年夏季，他和他的支持者在加拿大成立了“保皇会”，明确打出了拥护光绪，紧紧团结在光绪的周围建立现代化君主立宪政体的旗帜。

　　等待他的还是一连串的失败和绝望。

　　以下一段历史以及结果，很多人都知道了——

　　孙中山、邹容、秋瑾等仁人志士壮怀激烈，武昌起义的枪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稍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革命者百折不挠，开创了建立新中国的伟业……

　　显而易见的史实是，100年前，温州知识分子的前辈和导师们背负着更为沉重的历史使命：千年文明古国不荣则辱，不兴则亡。他们都对传统理念与传统权威持永恒的批判态度，但这群敢于和勇于说“不”的人，却站列在了“革新派”“革命派”两大阵营。“革新”与“革命”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换句形象的话说，是做社会渐进改革的“润滑剂”，还是成为社会剧烈变革的“催化剂”。

　　这并不是单单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题，世界范围内也不出其右。

　　在享誉西方社会学界30年的论述知识分子的专著《理念人》中，作者刘易斯·科塞对17、18世纪以后出现的西方知识分子阶层与政权的关系，作了极精辟的论析。

　　他把这两者的关系分为四类。

　　一是掌权的知识分子。科塞认为，知识能带来权力，即使如此，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真正做过掌权的人。在革命者活跃和上升的短暂时期，似乎一切都可能发生。人们热切地渴望着扭转世界，此时知识分子便成功地夺取了政权。但是，当随后对常规工作的迫切要求使没有才智却有必要的实际技能的政治实干家出现时，他们往往就会从权力圈中淡出。

　　二是内部穿孔。尽管知识分子常常迷恋权力，尽管他们感到没有知识的权力极易带来灾难，但大体上而言，他们还是尽量避免亲自攫取权力的诱惑。当知识分子认为必须让社会运行发生重大调整时，他们也许会极力劝告掌权者促其改变，他们努力成为掌权者的精神指导、良心主管或谋士。他们产生了这样的念头：通过变成心腹人物、王权背后的权贵，慢慢地按照自己的愿望改造现实。

　　三是帮助权力合法化。即知识分子建立一个符号体系、一套合法化观念，以此为权力的行使披上某种外衣。这种确立合法化的知识分子又大致分成两类：在旧学说似乎不足以支撑权力大厦的历史环境中，知识分子可以形成新的合法学说；或者他们可以创造完全不同的合法学说以证明新政权的合法性。

　　四是权力的批判者。很多知识分子无需经历幻灭就知道权力和知识间有着长期不和谐的关系。他们从一开始就视自己为社会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如果必要的话，他们会以长期备战的状态进入政治疆场与那些掌权者厮杀。
与人数上能量上都极为庞大的新生经济力量或城乡民众相比，温州知识分子也许还称不上是一个完整的阶层，但作为一个独特群体的存在却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的生存状况各不相同，主流形态是积淀于权力的边缘。只在边缘，仅此而已。

　　没有必要一一列举。我们不妨以在本章中出现过的几位温州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为例。

　　黄正瑞，因理论上的卓然建树连跳三级后好像就“长不大”了。平调了四五个岗位，都是副职，原因是在不少领导印象中此人缺乏组织协调能力。2000年7月，终于担任他并不擅长的县外贸局局长，仍有“不知劲往何处使”的感叹。

　　马津龙，16年了，在市政策研究室、体改委、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副主任位子上来回跳“梅花桩”。与其说是一个“官”，更多的人宁愿把他当做难分难舍的良师益友。

　　宋文光，一生最大的财富就是组织起草了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的地方法规——《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一系列事关温州改革成败的《条例》《措施》《规定》。从温州市委、金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到温州市委副秘书长、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副组长，工作越做越多，官似乎越做越小。1996年，他退出政界，在一家民营企业挂了个董事局常务副主席。他说，最神往的事是68岁后回老家鹿城区双屿镇，“回归社会、怡情自然”。

　　虽然只能是长期居于权力的边缘，但在温州改革发展的全过程，作为最坚定的推进、传播力量，温州知识分子始终以一种执著的姿态，成了温州模式的捍卫者和“狡猾”的辩护士。

　　他们基本上出自乡土，观察视角和思维意识带有很强的草根性。他们有理想更脚踏实地，有使命感更有责任心。他们的话语并不张狂，有时甚至不显山不露水，深知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什么时候不可以做什么。

　　20年改革开放，温州各阶层的绝大多数人普遍收获了富裕，分享了利益。他们恐惧动荡，没有颠覆的任何兴趣，对未来心存美好的憧憬。对这一点，温州的知识分子们再清楚不过了。

　　正是由于此，温州的知识分子们选择了社会“润滑剂”的角色定位，推动着温州这艘改革大船在航标不清的河道上较为顺畅地绕过险滩，闯过涡漩。

　　对温州的过去和现在来说，这一选择都是明智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