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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正瑞45岁，现任职务是温州苍南县外贸局长。但更多的人喜欢叫他“秀才”。
说他“秀才”，还真是个“秀才”。针灸、草药、佛学、占卜无师自通。朋友碰面，一杯热茶尚未品出什么味，他便天文地理滔滔不绝，你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前不久，台海两岸剑拔弩张，他脑筋急转弯，突然研究起了八竿子打不着的航空母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近万字笑谈天下的论文。没想到，一份权威的军事刊物全文登载；没想到，据说引起了国防部的高度重视。
还有更玄的——
一次，邻居一个孩子刚刚考上大学，却得了不知名的怪病，直把父母急得整天以泪洗面。黄正瑞出马了。把脉、观色、闭目沉吟，然后开了几付谁也看不懂的药，竟然还真把病给治好了。
黄正瑞一再解释，这属于“非法行医”，下不为例，切勿外传。
黄“秀才”的成才之路走得好累。
小学三年级就遇到了“文革”，书是不用念了，跟着母亲卖杂货。1968年，跌跌撞撞小学毕业，学校里文攻武斗方兴未艾，只得再次休学在家。1971年，当地中学停课闹“革命”，黄正瑞没兴趣，一个人跑到离家几十里远的桥墩水库工地挣工分。工余，他把能找到的马列著作翻了个遍，光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就看了不下5遍。工地负责人直夸他根正苗红，天生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1986年7月，黄正瑞把自己的电大毕业论文《对中国国营大型企业试行董事会领导体制的探讨》小心翼翼地投给了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青年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不料，竟以“满纸新思想”的评价一举摘得最高荣誉的优秀论文奖。同时获奖的还有若干年后在中南海给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讲课的法学家曹建明等著名院校的博士、硕士。
“秀才”终于出山。1987年，黄正瑞从桥墩中学的一名代课老师连跳三级，擢升为苍南县委办公室调研室副主任。他开始进入权力的边缘，他拥有了真正的“话语权”。
也就是同一年，黄正瑞有机会把思想的触须探入了关于“股份合作制”这一温州知识分子改革开放20年最重大的理论创新领域。
大约在80年代中期，温州以家庭工业为主体的经济格局悄悄地发生了分化。1986年，除数量可观的个体、私营企业外，冒出了农民联户、合股、合作、集资等类似形式的企业10413家，年产值1361亿元。占当年全市14603个乡村工业企业总产值的715％，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78％。显然，这是一块分量很沉的砝码。
一道极敏感的必须作答的加减题摆在了每一个人面前：这类企业究竟算什么东西？如果划入私有性质，那么温州经济成分的问题就大了，“资产阶级”成了主力军，超过了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改革改到了社会主义对面去了。反之，结论也反之。
很显然，这类企业的性质将直接决定温州改革“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争论。但要回答这个问题，光靠口头说说是不行的，必须有充分的理论依据，要能够把话说圆，才能服人。
一批拥有“话语权”的温州知识分子们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1987年7月，黄正瑞跟随县委书记周方权进行了详尽的企业调查，并执笔起草了长达7500字的调查报告。这篇题为《在“引”字上下功夫，大力发展股份合作经济》的文章中，他在全国第一个把这类企业明确定名为“股份合作企业”。
黄正瑞描述说：“这里所讲的股份合作企业是指以户与户自愿结合为基础，以资金、技术、设备、资源、劳力、知识等生产要素联合为内容，所有权归股东，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经济组织。这类企业既吸收了股份制的合理因素，又吸收了合作制的合理因素，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生命力很强的混合经济”。
十多年后，黄正瑞对当年“股份合作制”定义的种种微妙之处作了这样的点评。那时候，温州老板们的普遍心态是既怕太公又怕太私。“太公”就等于回到大锅饭，不如不干；“太私”无异于火中取栗，谁都不敢干。而股份合作制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共存，社会主义色彩浓郁的劳动者的劳动合作与所有权明确归属股东的劳动者的资本合作有机结合，是“既公又私”的混合经济。既然混合了，也就不必分你我了，天下也就太平了。
温州和全国各地的一些左派人士想想还是觉得不对劲。他们把股份合作制斥之为“非驴非马”的骡子理论。
“是骡子又怎么样？我们要找的是能拉会跑的牲口。”黄正瑞一脸狡黠。
1987年11月7日，党的十三大闭幕7天后，在一批温州“秀才”们的共同推动下，温州市政府颁发了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法规——《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股份合作企业的准生证有了，法律地位确立了，但这显然还不够。“不公不私”总不是回事吧？仅仅承认其存在，还是给予大力支持？支持发展的依据在哪里？
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缺什么就补什么。随后出炉的温州市《关于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中添上了意味深长的如下一笔：“股份合作企业税后利润，应有50％以上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股金分红不得超过25％；必须提取15％作为公共积累基金。”
这份通知还着重作了补充说明：股份合作企业财产中，15％的公共积累属于企业全体劳动者集体所有，这部分财产是不可分割的。它的独立存在，正是股份合作企业区别于合伙私营企业而作为集体经济组成部分的重要标志之一。据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股份合作企业核准登记注册时，在“经济性质”一栏应明确核定为集体所有制（合作企业）。
良苦用心的包装打扮就此完工。事实上，“15％公共积累”再次陷入了过去国有和集体企业资产归属不清的泥潭，心照不宣的老板们也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但有了这条金光闪闪的“社会主义尾巴”，“不公不私”的股份合作经济走出了尴尬。“骡子”还是“骡子”，但实实在在成了社会主义的“骡子”。股份合作制这只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改革“大筐”，为大批惶惶然的温州新生经济力量，开出了名正言顺的发展通道。
要成为系统、完整的理论，还有许多事情要做。1988年9月，黄正瑞来到苍南桥墩门啤酒厂。又是一番调研、商讨、鼓动后，10月5日，该厂股东大会全票通过了由黄正瑞设计起草的全国第一部股份合作企业章程。
在温州等地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1990年2月，国家农业部发出第14号令，颁布《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并附《农民股份合作企业示范章程》。这个示范章程正是以桥墩门啤酒厂章程为蓝本。
农业部《暂行规定》的颁发，推动了全国各地股份合作经济的蓬勃兴起，但同时招致的抵触和争议也是异常激烈的。一些地方疑虑重重，一些地方干脆拒不执行。北京一家国家权威部门的杂志前一期已经全文登载了农业部的《暂行规定》，后一期突然又登出了编辑部声明，说编辑部内部工作出了差错，已登载的《暂行规定》不作数云云。
对农业部《暂行规定》法律效力的质疑，说到底还是对股份合作这种经济组织形式是否属于社会主义大家庭新生儿的怀疑。于是，在这场沸沸扬扬的辩论中，不少省市出台的农民股份合作企业试行办法纷纷在温州和农业部定义的基础上，把公共积累的比例进一步提到了50％甚至以上。“社会主义的尾巴”越长越粗。
1992年7月，农业部借小平南方谈话东风，在青岛召开了以大力推进股份合作制为议题的“乡镇企业改革研讨会”。黄正瑞这个股份合作经济元老级的小人物应邀参加，并作为主要执笔人，为农业部起草了《关于推行和完善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的通知》。
临行前，黄正瑞去看望温州革新派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时任市委副秘书长、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副组长宋文光。问：我们温州对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的报告有什么要求，可不可以通过农业部转达？
宋文光沉吟良久：“把‘股份合作经济’六个字写进十四大报告，温州人民就心满意足了。”
差不多一年后的1993年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对以温州为发祥地的股份合作制给予了权威的肯定。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更是明确地指出：“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
股份合作制终于修成正果。
当与温州相邻的浙江台州市等一些地方不失时机地挤到前台，排出大量“事实”，以证明本地才是股份合作制度创新的真正摇篮，欲与温州争夺这一伟大理论的发明权时，我们颇为吃惊地观察到，在温州，股份合作经济却出现了迅速退潮。
根据温州市工商部门统计，1993年，温州股份合作经济发展高潮时，企业家数达36845户，占全市企业总家数的542％。到人人争说股份合作的1997年，反而降至31748户，占全市企业总数的4566％。以后几年，家数及所占比例下滑速度更为明显。在今天的温州，许多当年极为著名的股份合作企业纷纷摇身一变，亮出了民营企业或私营企业的招牌。有一位性急的老板为尽快将股份合作身份变更成私营性质，甚至主动跑到财税部门归还了因穿了几年准集体企业的黄袍而白得的50万元减免税款。
与此相呼应的是，1994年12月，温州市政府颁发的《股份合作企业管理规定》中一再强调，股份合作企业资产（包括新增资产）属投资者按股所有，取消对企业税后利润分配的统一规定。15％公共积累这一“社会主义的尾巴”已悄然无踪。
黄正瑞把这一耐人寻味的现象概括为：理论得到肯定之时，其使命也就走到了终点。
他分析说，温州所谓的股份合作企业，实际上类似于国外特别是美国普遍存在的“职工股份所有制”（ESOP）。严格意义上的股份合作企业应该界定为人人持股或基本上人人持股。而温州从一开始，这类人人有份的股权平均主义的企业就为数很少，在以后又因缺乏竞争力，几乎全部被淘汰。而大量的少数人持股甚至是老婆孩子“窝里斗”的所谓股份合作企业，说它们是假汝之名“借船出海”也不为过。
“温州的股份合作制的确是‘非驴非马’，颇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但它却如同诺亚方舟，驮着温州经济趟过了最艰难的改革沼泽地。”黄正瑞说，“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优秀品质是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有时，‘难得糊涂’也许更为重要，更不容易。”
任何一位自以为伟大的聪明绝顶的经济学大师，都应该向中国温州的知识分子学习、致敬。(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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