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向浙江村学习什么？

　　把同在北京城里的中关村和浙江村进行一次比较，是一个十分独特而有趣的命题。尤为有趣的是，还有人提出了“中关村应该向浙江村学习什么”的设问。在它们的不同命运际遇中，我们是否目睹了一种难以察觉的、理所当然的傲慢与偏见？浙江村没有高科技外衣，也没有孵化出市值数十亿元的上市公司，可它对北京乃至北中国的商业领域的改造，对原有城市管理体制的冲击，以及洋溢在浙江村的那股不可遏制的创业精神又该获取怎样的掌声？

　　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书作者）　浙江村和中关村好像是社会的两极。和浙江村联系在一起的是脏乱差，是“落后”“低级”，属于“亟待处理的问题和必须清理的对象”；而中关村是“高级”，是未来，是“现代化首都形象”的代表。

　　中关村是电子一条街，而浙江村以中低档服装为主导产品；中关村起源于“敢为天下先”的中科院研究员，浙江村的开拓者乃是来自浙江温州的几个农民。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从社会学、人类学或者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重要的是人怎样组织自己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浙江村与中关村，以及和中关村的目标模式——美国硅谷走到了一起。

　　在刚开始浙江村调查不久，几个浙江村的朋友劝我和他们一起做生意。我一没资金，二没经验技术，怎么做?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都把你当朋友看，钱好说，生意上稍微带带你，就起来了。这是浙江村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一个人身无分文，但只要有一定的经营意识和经营能力，只要能进入这里的网络，很快能从无到有，进入生意场。我们都知道硅谷里大学毕业生(甚至好多是没毕业的年轻人)怎么在汽车库里设计出新程序，怎么几个人在聊天中就组建成日后举世瞩目的大公司这些故事。中关村也一样，至少我所知道的，不少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在校园里貌不惊人，可是能很快创立自己的产业。这里的道理是两条：一是知识和经营能力的重要性在这些区域超过了资金等物质要素的重要性；二是由于浙江村和中关村的网络性质。

　　这种开放的、易于“进入”的经济的最大好处在于促进创新。当代经济中，竞争力不在于生产一两个高质量的产品，而在于不断自我更新、创新的能力。对中关村的创新能力我没有特别的调查，但毫无疑问，硅谷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完全是靠创新，浙江村也是靠不断推出新产品，尝试新的经营方式而发展。

　　“创新场所”这个概念让我们看到浙江村和中关村的另一个共同点：空间上的聚合对它们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政府部门的同志总问我：“这些浙江人为什么总要堆?”其实这个“堆”远不是封闭的“自己一帮人过”。我在浙江村最重要的发现——所谓最重要是指最和常规想法不一样的发现是：浙江村真正的生活体系是一个全国性的“流动经营网络”。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有形社区，其实乃是巨大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而已。

　　浙江村和中关村使它们所在的“地方”具有特殊价值，这与它们同时是超越地方的“空间”是紧密相连的。这也是浙江村为什么赶不走的道理。一个部门可以强行地改变地点的面目，但是不可能把一个由复杂网络组织起来的空间取消。在这点上，我觉得中关村应该向浙江村学习。

　　另一个中关村应该向浙江村学习的地方是个别特殊“集点”和创新场所整体之间的关系。中关村的形成是因为有北大、清华和中科院。浙江村的形成带有偶然性，我的观点是因为这里行政管理的相对松懈(而松懈的原因是因为行政管理体系太复杂)。但是浙江村自己创造了自己的“集点”——20多个大型市场。而如果把中关村看做一个工业区，它和北大、清华的关系是偏弱的。

　　李颖（《南风窗》记者）　在我采访浙江村的路上，一位北京的的哥说：“小心了，您，那地方乱着呢；买东西也得留神，假货特多。”由此推论，浙江村败坏了首都的形象，需要严加管制。

　　但是当我很“安全”地离开浙江村来到中关村时，每走三步就会有个人拦住我问：毕业证、发票、软件要不要?中关村有时被人称为“骗子一条街”，盗版、假货在这里很猖獗，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因为也有一种“理所当然”的观念：高科技的初级阶段嘛，无伤大雅！

　　当傲慢与偏见成为理所当然的看法，当舆论和政策都向一边倾斜时，复杂的社会被简单化了，更多的真相和矛盾被遮蔽了起来。

　　中关村要发展，浙江村也要发展，但它首先要生存。浙江村和中关村都是在体制之外迅速成长起来的开放的经济体，它们对北京市政府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水平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面对两难选择，当务之急不是争论谁该是小姐，谁该是丫鬟；不是回避矛盾，而是应该检讨现有的公共政策和管理方法，学会以更开放的态度接纳、更合理有效的手段管理城市的外来人口。 杨学武（自由作者）　中关村与浙江村被人视为北京的“南北两极”：中关村位于京城之北，浙江村则位于京城之南；中关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所在地，乃北京的“首善之区”，浙江村则是来自浙江温州的农民聚居区，是城市建设和社会治安的“重灾区”。

　　笔者前年“下海”到北京创业，第一个投资项目恰好选在浙江村，而我的一位同姓好友又恰好是在中关村搞“新经济”，成了大业主。某日他陪我在北大校园的未名湖畔漫步时，我不禁想起戴叔伦的诗：“闭门茅底偶为邻，北阮那怜南阮贫。”诗中的“北阮”乃晋代文人阮籍，“南阮”是他的同姓老乡。于是，我将戴诗改为：“进京创业偶为邻，北杨那嫌南杨贫。”老实说，我开始对浙江村的印象也是非常糟糕的，而且对首都北京竟然“藏污纳垢”、容忍浙江村的存在，感到很不理解，尤其对极不般配的中关村与浙江村在一国之都“公然同居”的现象，觉得太不可思议。可当我天长日久与它们“为邻”之后，终于领悟到“存在就是合理”的真谛。

　　两极分化的中关村与浙江村，其实并不完全是“南北对立”水火不相容的，而是有互补相通之处、异曲同工之妙。

　　譬如创新乃是市场经济的生命。中关村是“新经济”的领袖，其创新能力自不待言。而浙江村虽是传统经济，但在经营上的创新水平，却令人大开眼界：有人吃惊地发现，巴黎时装展销会上的最新款式，寥寥数天之内就在浙江村亮相；一种流行的新式服装，从上市到“下岗”不过短短几个月。

　　再譬如自由乃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如今的中关村已初步实现了“自由化”——技术与市场自由联姻，知识与经济自由结合，才产生了“联想”“四通”，才造就了柳传志、张朝阳。可以说，如果没有自由，便没有今天的中关村。而浙江村的“自由化”程度比中关村更高——这里的生意人是高度的“自由人”，来去自由，流动自如(因此常遭到公安机关查处)；这里的经营方式是完全的“自由式”，或一人一摊，或三人一铺，或五人一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里的市场建设或项目投资也是最大的“自由体”，自由组合，股份合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可以说，如果离开了自由，浙江村便不复存在。(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