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北京市采取严厉手段开始清理浙江村的时候，“到哪里去”便成了十万滞京温州人的共同的问题。在一些大院院主的组织下，一个向河北转移的工作悄然开始了。刘世明是当时主持这一“地下工作”的院主之一，他的描述应该是可信的。

　　11月10日，就在2000人工作组进驻村里的第三天，刘世明等几个院主在王朝饭店开会商讨今后的出路。当时的方案有三个：回老家；分散投奔其他省市的浙江村、温州街；整体搬迁到离北京不远的地区。很快，大家达成了共识，选择第三方案，十来万人将近十年时间好不容易在北京开辟出的新天地不能轻易地放弃了。有人提议去河北的燕郊镇，那儿离北京近，距浙江村不过数十公里。

　　5天后，刘世明被委派赴燕郊。没有想到，他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欢迎，燕郊镇把温州人的到来看成是发展燕郊经济的天赐良机，镇政府当即划出两片土地给浙江村人避难，一片是废弃了的酒厂，另一片是一幢刚刚盖好的住宅楼。镇政府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还在从北京到燕郊的马路沿途，贴挂了上百条“燕郊人民欢迎温州朋友”的巨幅标语。

　　很快，这边拆除正忙，那厢欢迎不及。在大院被推土机强行铲倒的尘土飞扬中，一车车的经营户攀上了去燕郊的大班车。到11月底，燕郊已颇有浙江村的气氛，在通往酒厂的路口树起了“新浙江村”的大木牌子，酒厂的门口居然形成了一个小菜市场，在那幢出让的住宅楼的边上，很快开出了两家温州小饭馆。

　　由于地缘接近，人们在生产上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每日的服装产值仍然能达到正常时的七八成。差别只是生活稍不方便，生产的成本稍稍抬高了。12月7日，温州一批院主以股东的方式与燕郊镇签下租用230亩地的合同，算是共同开发“新浙江村”，产出的效益按八二分成，温州股东八成，燕郊方面二成。

　　尽管冲突不断、矛盾连连，可是“浙江村事件”还能以这种双方都较能接受的状况结束，仍是很让人感到吃惊的。对立的双方之所以没有发生直接的暴力形态的冲突，关键在于，温州人很快寻找到了可替代的对象。这再次验证了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很突出的规律：新生的经济力量只要还有一丝可供生存的空间，便不会选择与管理者直接对抗的道路。而且往往在一些力量对抗中，区域之间的政策和观念认知上的差异会形成一种凹地效应，造成区域间的改革成果及资源的再分配。

　　让人感到十分有趣的是，我们正在讲述中的浙江村的故事并没有到这里便戛然而止。在三个月后，一个比铁腕清理浙江村更出人意料的状况发生了。

　　1996年春节刚过，经商的温州人过了一个惊魂不定的新年后又开始北飞了。尽管燕郊镇的条件已经相当不错了，可一些人还是对老的浙江村念念不忘，北京市的有关通告还在生效，“浙江村事件”在全国仍然余波荡漾，可个别心存侥幸的温州人还是悄悄回到老房东那里，租房开工做生意。

　　一天过去了，没有动静。两天，还是没有动静。

　　立即，一个信息飞一样地一夜传遍燕郊：“北京又松了！”

　　胆大的人先回去了，没事，紧接着大家接二连三地往回搬，老浙江村的各地路口出现了一大批的房屋出租广告。到3月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离轰轰烈烈的大清理工作不足4个月，大红门浙江村又是一派热闹景象，该回来的都回来了。更让人惊奇的是，当地的管理部门好像没有发生过那场令人惊心的大清理一样，办暂住证反倒比以前还要容易，“1比1”的硬指标也没有人提起了。

　　包括刘世明等大院院主及惟一的秀才项飚在内，所有人的预料全部错误了。项飚事后说，他万万没有估计到投入了巨大财力、人力的政府行为会是这样“一阵风”。

　　5月，由丰台区投资的“大红门服装城”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到场祝贺，浙江村里的温州经营户显然是最受欢迎的客户了。6月，在拆除掉的大院的地面上，一些新的规模更大的温州大院开始动土兴建。其中一个规模最大的大院竟集居住、娱乐、加工为一体，占地100亩。

　　需要指出的是，回来的温州老板和他们的大院与当地的政府在管理体制的协调上，仍然没有制度上的进步。在以后的数年直至我们写作此书的今天，其区别仅仅在于，这些老板和大院在利益关系上似乎与当地的政府和企业显得更为紧密了，经营的规模更大，市场辐射的效应更广了，尽管每年仍有不少的人咬牙切齿地动议要根除这个让

　　人又爱又恨的浙江村，可要进行实际的动作毕竟已越来越难了。

　　可是，这样的浙江村就合法了吗？安全了吗？

　　就这样，在距离天安门仅仅5公里远的地方，一个寓意深刻的“社会寓言”令人难堪地成长在那儿，一长就是十多年。

　　浙江村在旧体制的边缘生长，遭打压、再重生，并逐渐趋于合法化，这表明新生经济力量与政权或现体制不是绝对的矛盾关系，而是有着互为冲撞、互为依存的辩证关系。同时浙江村的沉浮表明，在现阶段的改革时期，任何新生经济力量对现体制都不希望发生剧烈对抗，事实上也无力对抗，而是希望能够获得被吸纳和融入的机会。
体制内的制度设计与体制外的力量成长，构成了当今中国独特的社会关系群。人们往往强调非正式关系对制度安排的侵蚀和扭曲，其实，尤为需要警惕的倒是：体制和“身份”所造成的区隔，使外来者不能取得充分的、至少是平等的市场进入权。

　　浙江村出现的问题，甚至很难用所谓的“改革的代价”来描述。正是这些问题才让人们意识到整个行政管理体系和市场发育的不配套。透过这个独特的社会现象，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现行体制与新经济力量的互为吸纳和认同的过程，其实正是一个社会机体自我改造的过程，这也许是中国改革良性互动的模本。(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