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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浙江村的治安状况就开始明显恶化，到1995年达到极点。据一份公开的材料称，单是1991年的头10个月，浙江村里的恶性案件就达69起。
1992年底，一群小痞子甚至把住在附近的一个警察给捅死了。一位制衣老板陈述说：“过去蒙面抢劫已经算不得了了，可现在有的就大摇大摆进来，甚至还报上名字，照样连劫带打，装备也是一年比一年厉害。最早是棍棒，后来就拿刀。后来又有了火药枪、猎枪，半自动的枪也不是没有，用的是一种小型子弹，还有铜帽、防弹衣，一度甚至有卖俄罗斯枪支的，价格并不贵。”
以同乡和亲姻关系为纽带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派也悄悄形成了。这都是一些20出头的青年人，好逸恶劳，整天在村里游荡，以明抢暗偷、讨债逼债、收取保护费和群殴火并为业。
1992年以后，帮派势力迅速扩张，有按地名相称的“清江帮”“芙蓉帮”“虹桥帮”等，也有以凶器相称的“斧头帮”等，每帮少则七八人，多则一二十人。一些帮派在每年过年回家之前甚至定下抢劫指标，不到400万元不歇手，其气焰之猖獗可见一斑。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提供的资料，90年代以来，浙江村的恶性刑事案件连年上升，仅1995年1至9月份，就发生刑事案件1543件，比1994年同期上升996％，近乎翻番，1995年6月平均每天发生的案件就达776件。
对浙江村里的治安，北京当地的派出所由于人手不够、情况不清，再加上都是温州人闹温州人，因而基本上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这也就造成了一个偌大社区的管理的真空。
浙江村人曾自发地试行过几种自卫的组织形式。一是某些大院院主为了自家大院的安全，雇用保镖，月薪数千，白天跟着主人鞍前马后保驾，晚上则轮流站岗放哨。二是建立“联防自卫基金”，几户人家每月缴100元入基金会，聘用青壮年充当“报警员”，把守路口，一有情况便倾巢而出，由此引起的各家损失由基金会赔偿。第三种，便是实行较广的民间联防队。划出一定的保护范围，由一人牵头，保护范围内每户按月缴保护费，通常一月一户300至500元不等，以此雇用村里的青年小伙子，组成“联防队”，皮衣皮帽皮靴，五六人一组，每天在保护区内巡逻，武器以一米半见长的铁棍为主，故亦称“铁棍队”。浙江村里的这种自卫队，最多时达21队，每队20到40人不等。
面对纷繁复杂的流动人口管理课题，一个自卫型的、排外而缺乏弹性的社区管理系统便这样似是而非地构筑了起来。1995年4月，北京市把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提上了日程，其中，名声最大、争议最多的浙江村无疑成了重中之重，按当时的说法是，“北京的重点在丰台，丰台的重点在大红门”。
听到风声的温州人也企图有所缓和。他们请来“编外浙江村人”，也是温州人里惟一的硕士级秀才项飚去跟北京市的一些部门人士进行沟通。书生气十足的项飚提出，要根据浙江村在经济上的运作方式，和它自己的社会格局加强管理，比方把加工区继续往南引，用规范化的住宅区代替大院等等。
而这些旨在建设的议案在部门官员听来显然是“概念多，底数少”。他们在讨论中提及的最多的字眼是：分类、打击、清理。大红门应该容纳多少外来人口是合适的？应该把哪些人清理走？怎样清理比较好？
在项飚跟这些官员沟通后几天，7月1日，针对浙江村的大清理运动开始了。丰台区组织公安、工商、劳动等8个部门共500人浩浩荡荡进驻浙江村，进行为时一周的调查。在随后递交的报告中，其对浙江村的现状基调是否定的。北京市把这份报告转给了浙江省政府，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这一“事关全体浙江人在全国的形象问题”，浙江驻京办事处当即也提交了一份对应的报告，报告强调了浙江村在经济方面的贡献，提出要打击犯罪，同时用鼓励自我管理的办法治理浙江村。
就在两地政府为此交涉切磋之际，风云突变。9月底，中央某报记者写了一份有关浙江村的内参，称浙江村的治安情况“骇人听闻”，属于“失控”状态。内参呈交国务院，马上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明确批示曰：失控状态不能任其发展。一时间，浙江村事件顿时升级，到了非清理不可的地步。
清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宣传动员，调查摸底；第二阶段，动员自拆；第三阶段，强行拆除，全面结束。北京市的16个政府部门参与了这次行动，其工作目标是把浙江村的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比例降到1比1，也就是说，浙江村里至少有70％以上的温州人将被清理出北京。
很快，政府机器的高速转动和强有力的行动让浙江村里的人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凡未办暂住证和务工证的，不再办理；任何工商执照一律不予更换；每月下旬按时要交的三轮车管理费也不再收取了；大量警察出现在浙江村里，随时检查各类证件；大院的院主们一日三次接到通知，要求他们在某某日前自行拆除。
即便在这样的时刻，温州商人还不甘心，他们还想通过算算经济账来获得缓冲和认同。有人算出来，浙江村每年的服装交易额超过30亿元，安置当地就业人口1000人以上，上缴区里的税收每年就达1亿元，已是“丰台区重要的经济支柱力量之一”。
可是，这样的算账在清理风暴面前自然是苍白无力的。项飚在他的《跨越边界的社区》一书中具体地记载了清理的整个过程：
11月5日，加工户普遍停止进皮料。浙江村的生产经营几乎全部停止。
6日，政府整顿的各项工作准备就绪，2000多名工作队成员组织完毕，开始进行分组培训、宣传，落实联络网，区财政拨出数百万资金作为整顿经费，据称，这只是整顿经费的其中一小部分。
8日，清理整顿工作组进村。包括武警和从各局、各级政府调集的工作人员，共2000人左右，分成若干工作队，每队一二十人，配有公安、工商、劳动、街道办以及区、乡、村干部，开始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并有宣传队在街头巷尾用喇叭反复广播，动员外来人员另找住处，强调一户北京人只能搭配住一户外地人。当有温州人或当地群众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的时候，这些工作人员都一一地记录下来，却不作争辩，也没有任何解释。
11日，政府召开清理工作誓师动员大会，2000多名工作组成员和600名公安武警参加大会，主会场设在光彩体育馆，同时设了6个分会场。之后，清理工作更是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下去。各个大院的自卫联防组织被宣布为非法，必须限期解散，这便意味着大院的拆除已势在难免。所有的营业性三轮车都被禁止，菜市场被强行拆除，在通往浙江村的道路上设警察岗哨，来往车辆一一进行拦停检查。浙江村里到处可见的是一个个用红漆刷上去的“拆”字。
21日，进入“强行拆除”阶段。每天，工作队人员划片负责，到还未拆除的大院了解情况，敦促未搬走的房客必须尽快搬走。3天后，开始大面积拆除大院。北京近郊的一些县区也接到市政府的通告，一概不得接收浙江的外来人口。至28日，浙江村内的909间违章房屋被尽数拆除，22个大院被腾空，占应拆除总数的89％。当天，北京新闻单位宣布“对大红门地区的整顿清理工作初战告捷”。
收尾工作持续到12月中旬，浙江村人去村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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