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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浙江村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京温服装批发中心开始兴建。之所以说它是大事，是因为它是由北京、温州两地政府部门和浙江村里的经商户一起投资兴建的。在浙江村村史上，这恐怕是惟一一个带有政府色彩的工程。
当时，在浙江村的一块空地上，工商局想盖一个集贸市场，后来不知是谁灵机一动，“咱们这儿有那么多做服装生意的温州人，干脆盖它个服装市场怎么样？”那时正是南方谈话之后，全国上下都在解放思想，倡导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于是有人跟温州的工商局联系了一下，议了三四回，事情竟就定了下来，市场的名字叫京温，表示是北京和温州的合作项目。
政府联成了姻，钱还得工商户出。整个市场盖5层，1600个摊位，交13万元可得一个摊位，一定4年。4年后摊位重新分配，原摊主有优先权。显然，这些办法都是向温州人学来的。靠专业市场起家的温州人对市场自然有天然的爱好，政策一出台，前来认购的就超过6千人，工商局只好排队摇号，摇出来的一个摊位号转手就可以卖到几万块。
就这样，京温市场红红火火地开起来了，在随后的3年里，浙江村里先后开出了16家较成规模的专业市场，几乎都是开一家旺一片。浙江村真正成了北中国最大的低档服装集散中心。
市场是由经营户集资办的，可管理权则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这也是双方惟一的靠经济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公共事物。很快，由于管理的不规范，冲突便生发出来了。
最有影响的事是1993年3月的一起罢市事件。
市场刚开时，除了集资款，摊位的管理费是讲好分文不收的。可市场红火了，规费也水涨船高了，先是收每月30元，再是60元，后来一下子涨到每月400元，工商部门的二郎腿跷起来了：不愿交的，自然可以退摊。
经营户不干了。“这市场是我们温州人和这里政府一起办的，钱全是我们出的，规矩哪能由你一家说了算。”到2月底，全市场只100来户交了费，其他的都予以拒绝。市场管理人员马上采取强硬手段，封闭市场大门，只留一个小侧门进出。管理人员手持电棍在门口把守，经营户要挨个进市，不缴费者一律免进。
依靠专政式的单向强制手段管理惯了的政府部门使出了杀手锏，多少年来他们屡试不爽。可是，温州人却被激怒了。在一些人的组织下，摊主们自然地结成同盟，贴出纸条：“坚决抵制乱收费”，并宣布从即日起罢市。
市场管理人员见情形不妙，第二天便把大门打开，但此时除了个别人员，大多数经营户拒绝进市。管理部门以没有暂住证为由抓走了几个人，谁知这下子更是群情激愤，弹压不住了。有些精明的经营户更是罢市赚钱两不误，在市场门外的一条街上摆摊叫卖，生意竟还是很好。没两天，沿街设摊的太多，引起了严重的交通阻塞。
浙江村距离天安门仅5公里之遥，事端一出顿时惊动不小。很快，北京和温州两地政府开始了协调，最后工商局局长亲自出面，定下三条协商结果：认定工商管理人员的一些做法是不正确的；收费可以考虑降低；马上复市。又几天，市场工商所的所长被调职。一起风波便在温州经营户的大获全胜中平息了。
也许身处其中的温州人，没有一个曾想到，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胜利”。
在不尽合理的制度未被改善的前提下，管理者的妥协无疑是暂时和被迫的。我们看到，作为新生经济力量的温州经营户在这时并没有自觉的制度改革意识，他们以为社区秩序的建立是可以通过利益的交换或要挟来获得的。浙江村日后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打击，在此时便已埋下了祸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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