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矛盾和利益。

　　到了90年代，温州人就反客为主，整个社区的生活开始绕着温州人转了。先是彻底改变了当地的景观。北京农民见缝插针，纷纷盖房出租，把海慧寺路上的仅有的两个厕所都填了盖房，在一些地方，房子盖到了马路上，把原先路边的电线杆也吃进去了。1994年，原在这一带办公的松花江市驻京办事处不得不被迫搬离，他们向区政府控诉说：“这里本来有5米宽的马路，现在剩得都不到两米了，我们的车子进不来出不去，卫生也一塌糊涂，简直是在垃圾堆里过日子，我们反映了多少次也没有人管，惹不起躲得起，我们走。”

　　缺乏公共管理秩序的浙江村，显然不是有关部门愿意看到的景象。从1986年开始，几乎每年的八九月份，当地政府都要组织专门力量进行“清理”，用浙江村人的话来说，是年年要刮“整治台风”。

　　而人们对付台风的办法就是逃。被赶的工商户五六家结伴搬往郊区或与北京接壤的河北省“躲风头”，但决不停止生产，继续往市里商场送货，也继续与其他的“逃避网”保持联系，沟通信息。而且走之前还与房东说好了：风头过了还来租你的房子。一待气候稍有宽松，人们又成群结队迅速返回。就这样，年年如是，竟成了规律。而在一逃一返中，浙江村的人反倒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大，生意越来越旺了。

　　一位浙江村人这样描述说：“每年警察一般查两三次。9月份，国庆节前那次最严格，查着没证的，把人抓走，要罚款。罚款没个准，300元、500元到1000元、2000元，一直到遣送回家。看你的态度，不能讲硬气话，只能讲软话，求他们。”

　　在制度缺乏刚性约束的情况下，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便处在这种互不负责、表演式的状态之下。在浙江村的演进轨迹中，我们目睹了新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制度安排滞后所导致的尴尬的局面。

　　多年以来，尽管经济的快速发展变化带来了全国性的人口大流动，可是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人口管理制度始终如磐石般未有任何的改变，这种近乎不可思议的现象，让流动人口及基层的管理者都面临着十分棘手的处境。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事人似乎只有两种选择。

　　一是退出。如社会学家海斯曼尔所言，当一个群体对某种物品供给、组织或制度安排感到不满时，它就离开它。大量的退出使原有的制度安排不再维持时，从而导致资源分配及制度安排的调整。

　　第二便是变通。与退出相比，变通似乎是转型社会中较为温和的中间类型的行为策略，它通过一种较为灰色的方式在制度之外形成了新的“制度”，它以非成文的形态成为了大家不约而同的、颇为默契的沟通方式。

　　变通，使那些为原有的制度所不容的经济社会活动得以暧昧地持续下去，同时，它也使原有的制度变成了一张废纸，使大量的行为处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它所带来的最大的隐患便是：长期处在这种变通状态中的人们久而久之便会对任何制度——原有的或新建立的制度失去信心和兴趣，整个社会的刚性约束大为减弱，建立在公共管理制度基础上的道德认同也随之淡薄，最终，其对社会的长期进步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体制更多地是在制约体制内的人，而在体制外的反而赢得更大的自由。这也是温州人得以致富的一个原因。可同时，先期的致富者为了牟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则必然会对旧的体制造成侵蚀和冲击。

　　1992年以后，浙江村兴起了“大院热”，温州老板们向浙江村附近的村级组织租地，盖起简易平房，再出租给温州人住。大院成为了一个类似于街道、里弄的居住单位，处在一种自然的管理状态之下。那些盖大院的老板们也就“义不容辞”地担任起了大院的管理者的角色。由于被拒绝在现有制度的管理半径之外，浙江村便自然而然地孳生出了一群带有隐形执法者形象的“保护人”。

　　到1995年11月，浙江村里已有46个大院。仅马村就出让了200亩地。每个大院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较有规模的集居住与工作于一体的公共社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