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常常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特征：在正式的体制改革启动之前，其实在民间的基层社会已经积蓄了很大的改革的势能。当体制调整的命题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遭遇到的阻力将来自于两个层面：一是坚冰般的所谓主流的社会意识的堡垒，二是旧体制的依附阶层的暗中反对。在这一过程中，改革很可能迟滞或搁浅。然而，在经历了回旋之后，又很快会加速度地完成所有的改革目标。这是一种很东方式、很照顾各阶层“面子”的改革历程。

　　1985年前后，刚刚在都市边缘的浙江村站稳了脚跟的温州人，便开始以他们的百无禁忌的方式向城市商业体系发起了暗袭。在那段时间，北京城里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商场都出没着一群不起眼的讲着难懂的南国方言的温州人。他们悄无声息地溜进商场经理的办公室，递香烟，套近乎，然后提出一个很出格的要求：承包柜台。

　　即便10年之后，根据国家商业部门的有关规定，国有商场向个人转包柜台也是不被允许的。可是，利益和生存是所有商业行为得以成立的最后理由。为了各自的利益考量，几乎所有北京的商场都接受了温州人。1988年夏天，敏感的新闻界发现了这一现象，《北京日报》展开大讨论：“把国家的地盘让给个体户经营，算是什么？”大讨论的结论当然是：会危害公有制的主体利益!于是，有关部门规定，如果哪个商店发现有出租的，租金就当做非法收入没收，还要重罚。

　　可是，大讨论归大讨论，口沫横飞淹不死机灵的温州人。很快，“厂商联营”“引厂进店”等等新名词一一冒出来，一开始还规定联营比例不能超过柜台总数的20％，但没多久，这个比例已没有人记得了。到1989年，北京市突然又下一个通知，开始允许柜台出租，说是改革的新鲜事物，只是不能超过总量的30％；3年后，这个比例成了50％；又一年，说是只要不是100％就行。然而事实上，在90年代初那几年，北京很多小商店几乎都是全店出租。

　　按规定，商店出租柜台，先要由商场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地处繁华地段的，还要由该地区管理委员会批准，然后再经工商局批准登记。同时，承租者必须在承租柜台的明显处设置租赁标志，承租柜台的个体工商户必须是营业执照上核准的人员，出租柜台的企业收取的租金，按财务制度规定入账。承租者必须自工商核准后10日内，到出

　　租柜台企业所在地的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登记。

　　但上述种种规定“没有一条被认真地执行过”。

　　这是中国转型期最具灰色幽默的一幕。从执法者到体制内外的所有人，都一五一十地背得出应该执行的条款，可是，就是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样的条款有执行的必要。

　　一位老工商回忆说：“那时候，上头不知道为什么急着要效益，这外地的和尚到北京来他就是能念经，有效益，因此有些条例就没法认真执行。有时候区里局里还打招呼，那意思还怕查多了影响效益，影响工作呢。”

　　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是：既然是“引厂进店”，那么，承租者最起码要有一张生产厂商的执照吧，可在当时，那群在浙江村的温州人哪来的工厂执照?于是，有拿老家某家服装厂的执照副本来充数的，有向江西等工厂租的，还有的索性向商场交一笔“安全费”请他们搞定。有人后来透露说，当时承租柜台的执照90％以上是假的。

　　由此可见，有章不循已经不是某些温州人逃避管理或某些北京人被钱堵住了嘴的问题，而是一种新的价值标准正在对旧有的体制进行了看不见的冲击。所有在改革漩涡中的人们，哪怕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必须向新的、很有点违规色彩的经济力量让行。

　　当通过包租柜台的方式进入了城市的中心商业领域之后，温州人很快找到了一个让他们迅速致富的产品：皮夹克。

　　为什么不出一张皮的温州人会想到皮夹克？刘世明自称是浙江村里第一个做皮夹克的人，他的说法让人喷饭：“1988年我从监狱里出来就到了浙江村，我自己对衣服一点不懂，对什么布好，什么颜色不行，一点数也没有。那时候已经有人穿皮夹克的了，算是很时髦，一般人还有点买不起。整个西单、王府井只有两家有卖皮夹克的，抢着买，星期天都能打起来。我想，这东西好，裁裁缝缝比一般衣服都容易，还全是黑的，不用挑。”

　　就这样，靠着浙江村里的温州人的大声吆喝，很快穿皮夹克风刮遍了全中国。刘世明说：“那时候坐公共汽车，谁的衣服不是被蹭得一身黑？净是穿皮夹克的。得，你最好也得去买一件，就为别尽让别人蹭了。”

　　皮夹克的生产工艺简单、利润好、销量大，很快让浙江村声名大噪。有温州人算过账，当时一个劳动力一年可做皮夹克1500—2000件，对外批出价格在800—2000元之间，最多的一件就可赚到800元左右，其利润之厚实在让人垂涎。到1994年，全北京市的皮夹克有70％— 80％出自浙江村。1989年前后，苏联解体，东欧诸国发生大动荡，一夜之间大量“国际倒爷”涌进中国北部，皮夹克的销量顿时又翻番剧增。浙江村里出现了用俄文写的招牌和四处乱窜的老外。正是在这样的忙乱、繁荣中，浙江村完成了它的第一次原始积累。

　　生产规模和辐射力的扩大，势必对生产要素的组合提出了要求。1991年前后，浙江村先后出现了辅料市场、布料市场和辐射全国的联托运市场。这些市场的投资者，是一些在服装经营中率先富起来、又有组织能力的大佬们，他们成了浙江村这个经济小社会的新的势力阶层。也就在这样的时刻，一个具有地理和经济意义的社会群落诞生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