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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往南行，仅仅五公里左右，过了南三环线，你的眼前就呈现出一派拥挤忙乱的景象。大小汽车、三轮车，甚至还有老北京特有的毛驴车，在喧嚣中穿梭着。背着大包小包的人们从你的身边匆匆地掠过，偶尔你还会发现这些衣履不整的外乡人会掏出一个时髦的大哥大用你听不懂的方言大声地嚷着什么。
放眼望去，你的四周，是一处处临时搭起的砖棚，它们沿着百年老胡同顽强而无序地向四处蔓伸，一块块横七竖八地写着“成衣店”“美容屋”“粉干店”的招牌让你眼花缭乱。在马路边的菜市场上，到处可见只有南方人才喜欢吃的海蜇皮、虾米、蛏子和鱼干等，到了夏天，臭鱼烂虾的气味让路人每每掩鼻而过。这里的一切，从景物到空气，似乎都不是属于从容而空旷的大北方的，而更多地升腾着来自南方的咸湿的气息。
这是在北京？在一个离天安门广场只有5公里的地方？
在当地区政府写给北京市的一份正式文件中这样写道：“本地人口14万，外来人口近10万，几乎均为浙江温州人……京城人不知大红门南苑乡者有之，不知‘浙江村’者几无……”
悄悄进了北京城
很显然，北京的浙江村不是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形成的第一个聚居区。相反，在它初步形成的20世纪90年代初，大江南北起码已经有了100个以上这样的“社区”。
由于商品经济的萌芽，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人已经开始了小商品的流通。温州地处浙南一隅，没有可能成为辐射全国的流通中心，于是，“走出去”成为了温州商人惟一的生存选择。有资料显示，最兴旺的时候，有100多万的温州人行走在全国各地。也就是说，每5个温州人中就有一个在外经商谋生。中国的移民问题专家在研究当代移民族群时发现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按一般规律，移民总是从边缘地带向中原地带、从贫困地带向繁荣地带、从战乱地带向平安地带流动。但是，温州人却是逆向而行，他们的出发地是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目的地却是较为贫困或商品活动较为迟滞的三北地区和中南、西南大山区。
1986年，中国轻工总会曾经陆续收到一些城市的投诉，惊称全国的羊毛衫价格被一群温州农民垄断了，总会遂派专人赶赴各地暗访。不访不知道，市场现状让专家们大吃一惊。原来国内各大城市的大中型商场已有一半左右的羊毛衫柜台被温州商贩租赁、承包了。他们的一举一动、一反一复，足以让市场波澜横生。
有资料显示，在1990年前后的全国各大中商场，有1万多名来自永嘉桥头纽扣市场的商贩占据了7000个纽扣柜台，有2万以上的温州人占据了1万多个皮鞋柜台。此外，在西装、童装、皮衣和玩具等柜台前也无不闪现着温州人的身影。实际上，这些渗透在各个销售渠道中的温州商人已经成为温州商品经济放飞在中国经济大地上的一只只有长线牵引着的“经济风筝”。温州人以其商品经营和人际地缘关系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流动经济网络”，在这张庞大的网络中，数以百计的“温州街”“浙江村”便成为其中一个相对固定的、较成规模的“结”。
项飚可能是所有出入浙江村的温州人中学历最高的一个。这位来自温州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从1992年到1998年的6年里，一直把对北京浙江村的观察当成他的最重要的课业研究。这里有他的亲朋好友，有他的父老乡亲，因而，他的观察便显得十分的真诚而实际。
用社会学硕士项飚的社会学词汇来表述，浙江村是一个“非正式的经济社区”。在刚刚开始走进浙江村的时候，项飚在他的观察笔记中不无迷茫地写道：这里就像一团生物学上说的原生质，固然有简单的分化，彼此不同，却形不成结构。没有有效的整合，联系都是松散的。如果每个人对他们所处的集体没有归属感，那么这个集体很难作为一个整体来发展。生活在里面的不会感到安全，这可能正是浙江村如此混乱的原因……我寄希望于个体协会、商会等自我形成的中介组织的出现，起到核心和组织的作用。（见项飚著：《跨越边界的社区》第21页，三联书店2000年版）
关于北京浙江村的起源，随着时光的消磨，迄今已成为了一则传奇。一个流传最广的说法是：1983年前后，乐清农民卢毕泽和卢毕良兄弟俩在内蒙古包头经营服装亏了本，回家途中路过北京。老大走南闯北就是没有进过京城，于是便在北京站下了火车，想第二天看一眼天安门也算不枉此生。走在了大街上，兄弟俩发现北京城竟没有他们想象中管治得那么严，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敞着嗓子叫卖的商贩，于是两人索性把肩上打好包的上百件服装打开，也练起摊来，谁知这一堆在包头都卖不掉的衣服却在北京成了抢手货，转眼间就一件不剩了。
“北京的生意好做。”卢家兄弟凭直觉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第二天，他们东摸西拐地到了南面的丰台区，租了间农民房，买了一台缝纫机，搭起了裁剪台，就这样开起了一个专门生产“时髦的温州服装”的小作坊。很快，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温州老乡尾随而来。北京本来就是一个西去东往的中转站，既然这里生意好做，又何必去别的小地方。没多久，在南苑乡的大红门一带，就聚居起了数万的温州服装专业户。
神不知鬼不觉地，一个规模不小却没有任何准生证的浙江村就这样呱呱落地了。
一直到很久以后，浙江村都仅仅是一个“存在”的名词，它既不是一个行政村，也不归属于某个社区，尽管“村民”们几乎个个都是腰缠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元的商人，可说到身份依然是千里以外的户籍所在地的农民。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细节是，他们连收一封信，都要比北京人多交一块钱给“特设”的邮递部门，因为这里连个邮筒也没有。至于为什么不设，说来说去还是“身份不明”。
然而，作为社区实体存在的浙江村却散发出逼人的经济能量。温州人在这里集资兴建了近20个服装专业市场，年营业额达数十亿元，成为东北、华北地区中低档服装业的产销基地。
曾有人将浙江村与几乎同时出现的北京西北部的中关村进行了对比。后者，通过20来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信息产业最为密集的“硅谷”，成为中国新科技高地的象征，有“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中关村”的说法。而浙江村则始终只是北京外地人群落的代表，在北京城类似浙江村的还有以清真饮食业为生的新疆村，以废旧物品回收、拾荒及运输为生的河南村，以粮食、土特产经销为生的河北村，以及从安徽成群而来的小保姆。有统计显示，目前北京市的外来人口已达450万，也就是说，每4个人中便有一个外来人。
可对这庞大的数百万人口的管理却一直徘徊在体制之外。
浙江村的地域范围主要涉及南苑乡和周围的8个街道办事处，但是管理部门却涉及5个工商所、1个警署、10个派出所、3个房管所和2个税务所，多头管理，多头收费，却无人负责。正如项飚所观察到的：大红门一带地处北京的城郊结合部，城市的“单位—街道—居委会”的管理体系与农村的“乡镇—行政村—自然村”的管理体系在这里互相交错和推委，往往使这样的区域成为“行政管理的真空地带”。
一个令外来生意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是，对于身份不明的外来人，城市配套的服务是无法享受的，可是管理的链条却是越拉越长。北京对外来经营者一律要求有身份证，并按规定须办理暂住证、婚育证、学历证、进京证、外出务工证明、场地使用证、经营执照等。其最后的监督者被设定为工商部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前面这几个花花绿绿的证件，就不准办经营执照。换言之，如果外来者打定主意不去办经营执照，则其他几个证件的约束作用也随之失效。这种链条式的管理模式显然是繁琐和低效的。
所以，许多来浙江村的人甘愿做三无人员，和管理部门打游击。一位叫史利的社会观察人士归纳出了“几多几少”：婆婆多，当家少；收费多，管理少；扯皮多，配合少；管制多，服务少。很显然，缺乏互动和弹性、以管制为最高原则的管理体制，使浙江村十多年来始终处于一种混乱和无序的状态。(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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