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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海横流，英雄辈出。
市场经济春情初发时，三教九流人欢鱼跃，成功者往往被尊奉为“大王”。
柳市“八大王”正是这样一拨流通领域的出类拔萃者，或者称之为购销能人。他们经营的，也无非是螺丝、矿灯、线圈、小五金等商品经济的“针头线脑”，但他们更有眼光、更有手腕，更善于发现市场流通中的最大落差。
他们率先富起来了，他们成了枝头叫得最欢的小小鸟。
1982年，“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运动热浪翻滚。此时此刻，“八大王”们发现，瞄上自己的，不仅有羡慕的目光，还有黑洞洞的枪口。
在《温州大爆发》一书的作者陈坚发、朱幼棣的笔下，我们读到了柳市“八大王”之首电器大王胡金林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1982年7月，酷暑笼罩着浙南大地。
闷热难熬。男人和孩子光着背，只穿一条裤衩。女人们则不停地摇着扇子。街角的狗伸出长长的舌头，喘着粗气。但到了午后，天空上便往往迅速聚集起乌云。黄昏，电闪雷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暴雨降临了。
这些日子，对胡金林来说，同样是炎热难熬和雷电交加的辰光。
阴云的聚集，是从上年年底开始的。工作组进驻柳市，了解他是否补了税。胡金林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6万余元。1982年3月，他看苗头不对，放下手头正在做的电器生意，携妻子去全国各地旅游，想避一避风头。谁知返回柳市后，发现严打仍在升温。税务部门规定的营业税最初是按035％征收的，后来连补带罚增加到6％。据一些知情人透露，还需要再罚一两倍。有关部门已开始整理材料，通知他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
胡金林被称为“大王”是当之无愧的。他在搞电器购销中建立了相当多的关系网。他像注意市场行情那样，紧张地注视着当地政治“气候”的变化。他的“关系网”发挥了作用。有人通知他：被工作组找去谈话的几个“大王”都被扣住了，没有回家。胡金林如坐针毡。黄昏，又有人奔来跟他说：“不行啦，要下大雨啦！”
他带着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早已准备好的各种证件匆匆出逃。
当夜12点，警车呼啸而至。扑了个空。
胡金林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逃亡生涯。
乐清县公安局的通缉令，两次发往全国各地。
作者陈坚发还告诉我们一些胡金林此后的逃亡故事。他用了一个比喻：惊弓之鸟。
上海、哈尔滨、长春、山海关……胡金林辗转于关内关外。在东北的一个城市里，他遇到了几位温州同乡。他们拉他去饭馆喝酒。三两杯落肚，温州同乡嫌菜不好，和服务员吵了起来。胡金林一看，慌了神，赶忙劝止。闹出事来就要命了，自己可是个在逃的通缉犯哪。
第二天，胡金林便仓皇离开这里。不能再和老乡搅在一起了。他躲进了夹皮沟，这正是《林海雪原》中描述过的那条东北大山中的山沟……
胡金林出逃后，他家的几个兄弟也陆续逃出去避风。16岁的小弟弟胡荣林在上海码头被抓获，押回温州。汽车从温州到乐清的路上，经过白象镇，恰逢集市，车被堵。胡荣林趁人不备，跳窗逃命……
屋外，飘着纷纷扬扬的大雪。
在这焦虑的令人沮丧的日夜，胡金林不止一遍地审视自己：变国有企业的积压产品为畅销，为国家挽回了不少损失，这怎么倒成了犯罪？没有杀人抢劫，没有贪污诈骗，就算不上犯罪！
1985年1月15日，悄悄潜回老家过春节的胡金林终于被关进了监狱。
当天，乐清县广播站向全县广播了这一消息：“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
66天的监狱生活，胡金林没齿难忘。
《温州大爆发》一书没有记录的柳市其他7个同样被定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的“大王”的命运，并不比胡金林好多少。
“矿灯大王”程步青，1982年遭逮捕时仅22岁。几天后，县里召开公审大会，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台，判了4年徒刑。
“机电大王”郑元忠，潜逃在外两年后被收容，在看守所里关押186天。
“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无一漏网。
“螺丝大王”刘大源相对来说是最幸运的。1982年夏的一天早晨，他穿着背心短裤到街上遛弯。街上居然一夜之间贴满了“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暗藏杀机的标语。刘大源心惊肉跳，一回头，猛发现有两人在盯梢，他偏身一脚跨进了街边的供销社。瞅个空档，又钻进了小巷。回到家取了7万多元钱后去了河边，穿着背心短裤，失魂落魄的刘大源跳上一只机动小木船，直奔县城。当地的朋友给他衣服，为他买了车票。3天后，刘大源流着泪远走异乡。凭着多年跑码头的经验，他东躲西藏，成了惟一未坐牢的“大王”。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供销员是流通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对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供销员是农村发展生产的催化剂，是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所代替不了的，应该得到大家的肯定和支持。
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深深感到，“八大王”案不翻，搞活温州经济就无望。
又一个联合调查组出发了。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再三了解取证，结论是：除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符合中央精神。
很快，“八大王”全部平反，无罪释放，收缴的财物从国库拨出如数归还。
流通领域赚那么多钱，富得有点“岂有此理”。这不是不劳而获又是什么？这和投机倒把、非法诈骗有什么分别？当年判定“八大王”有罪时，谁敢对此表示怀疑。
咸鱼翻了身，“八大王”被英雄般请回家后，《温州日报》《浙江日报》《中国农民报》《人民日报》等对他们的报道不断升级，纷纷给他们贴上时髦的标签：“信息专业户”“农村经营能人”“乡土精英”……
同样的“八大王”，同样的市场流通行为，前后却是地覆天翻两重天。政治眼光一变，政策高度一变，什么都变了。
今天，我们再一次探访“八大王”。除“机电大王”郑元忠不屈不挠，办起了庄吉服装有限公司，仍颇有一番气候外，其他人有的小本经营、望人项背，有的默默无闻、悄无声息，当年的“大王”之气早已荡然无存。
机遇和命运固然因人而异、瞬息万变，但柳市“八大王”却有一个共同的难以化解的“劫”：1982年，他们正是年富力强，或少年气盛，雄心勃勃。当那场政治风潮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掀翻在地时，另一些精明的柳市人和温州人悄然无声地大步向前，事业蒸蒸日上。几年的喘息后，心有余悸的“八大王”发现，自己身边已是沉舟侧畔千帆过。他们中大多数人最终选择平凡或走向平凡是一件很无奈的事。
记取栽过跟斗的教训总是有益的。看来，要当好叱咤风云的真“大王”，光有会做生意那几把刷子是不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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