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年2月18日，温州人和温州货第一次有幸走进了中央电视台大名鼎鼎的《实话实说》节目。节目的话题叫做“新鞋子旧鞋子”。
不幸的是，温州人和温州货又一次坐在了“被告席”。
下面的对话更像是关于温州人和温州货“作案嫌疑”的法庭调查——
崔永元：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数字不太相信，说温州产的皮鞋每年有10亿只。我算了算，如果有10亿只的话我们每一个人脚下都应该有一只鞋是温州出产的。那我就在现场做个调查好不好？
观众甲：我原来买过温州的鞋，可是穿了也就没有几天吧，20来天就没了，就坏了。
崔永元：天天穿着它爬香山是吧？
观众甲：不是，因为我喜欢活动。我喜欢跳舞，我觉得那鞋样子挺好看的。结果跳了几场舞就完了。
崔永元：我跟您说，您是幸运的。我听说过这样的事，下着雨，穿着温州鞋走，后来，人还在继续走，鞋底不走了。您好，是哪儿的鞋，这个？
观众乙：我这鞋是上海的。温州鞋我没穿过。听说温州鞋不好，我就从来不穿那鞋。
崔永元：问问这位小伙子，穿过温州鞋吗？
观众丙：穿过。就是不好，穿穿就坏了，断底开胶。
崔永元：那以后还会不会再买温州鞋？
观众丙：再买就傻了。
……
播出几天后，崔永元对记者谈起了制作这档节目的想法。
“因为温州我去过，而且我也穿过温州的坏鞋。大概是在1989年，十几家单位组成的中央记者团到温州采访，每个人发一双鞋，特好看。那时也没什么好看的鞋。我记得是第3天坏的，其他人没穿多久也都坏了，反正没一个穿出温州。”他对此耿耿于怀，“直到做这个节目前，我对温州的鞋还是这个想法，就是差。除了鞋差，温州其他也没什么好东西。”
这是让温州人汗颜、震惊的45分钟。没想到，北京人对温州货的印象分还那么低；没想到，十多年前假冒伪劣的黑锅至今阴云难散。
的确，当年温州货触目惊心的假冒伪劣在中国人心中打下了太深的烙印。 还是接着说鞋吧。
温州人做鞋可是有传统的。“明代温州靴鞋即为贡品，进奉朝廷”；“全国第一双猪革皮鞋，第一双硫化、压模、粘胶皮鞋诞生于温州”；“我国第一双高跟女鞋的制造者也是温州人”。“皮鞋佬”差不多就是温州民间手工业者温馨的自称。
到了20世纪80年代，作为既有传统、投资又不大的致富产业，温州皮鞋业真正的春天来了。
全国最大的鞋革专业市场兴旺于温州鹿城区的来福门。仅鹿城一个区，冒出了大小皮鞋厂1254家。当时全市的皮鞋产量就达到2400万双，几乎占全国的一成。
价格低廉，款式新颖。温州鞋没有道理不所向披靡。 很快，有人发现上当了。
1985年，南京一位消费者投书《经济日报》，称她买了一双高跟鞋，谁知穿了一天就掉了跟。仔细瞧瞧，竟是用糨糊粘起来的，而所谓的真皮也是仿牛皮的合成革。
有记者进一步在报道中证实，亲眼看见温州“皮鞋佬”整桶整桶地往厂里搬糨糊。
舆论哗然。
一时间，“晨昏鞋”“礼拜鞋”“伪劣商品”“粗制滥造”等等“桂冠”铺天盖地。
全国各大中城市开始纷纷驱逐温州鞋。无数商场挂出“提高警惕，勿买温州鞋”或“本店无温州货”的招牌。那段时光，温州市市长经常哭笑不得。他三天两头会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邮包。到邮局取回一打开，是一双双温州产的破皮鞋。
高潮出现在1987年8月8日。杭州市商业中心的武林广场。工商局和愤怒的市民们将5000余双温州伪劣皮鞋扔进了熊熊大火，付之一炬。
臭名远扬的不仅是温州皮鞋。乐清柳市的劣质低压电器、苍南的假商标、永嘉的假广告……永嘉县瓯北一个小镇，那几年因假冒伪劣问题竟被各地媒体“曝光”达5000多次，可谓家喻户晓。温州货真正成了假冒伪劣的同义词。
1998年7月30日，国务院总理朱基前往山西太原市太原商贸城考察。当陪同人员告之商贸城内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是由温州人办的，刚跨出车门的朱总理脱口而出：“温州的假冒伪劣商品很出名。”
朱总理向众人讲述了一段不堪回首的插曲。
几年前，朱镕基率团访问日本。在隆重的国宴上，随同的一位中方高级官员因喝了点啤酒，肚子一胀，皮带啪的一声撑断了。一看产地，上面赫然印着“浙江温州”。好在主人没曾留意，但那位官员已惊出一身冷汗。
丢人真是丢到家了。
很长时间，假冒伪劣这顶帽子一直是温州人心中的痛。当然，每每谈及此，他们的目光就左右躲闪，声调都会降低大半截。
当然，也有不服气的。温州海螺工业集团的总经理邵奇星就是其中一位。
199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考察温州。这位死不认输的温州人曾同李瑞环围绕伪劣皮鞋问题有过一番“经典探讨”。
那天，李瑞环来到海螺集团。在样品室，他拿起一双皮鞋里里外外摁摁、拧拧：“我这次是带着一个怎么看温州皮鞋质量的疑问来的。现在外面有两种观点，有的说温州皮鞋穿半年就坏，是坑人。也有的说温州皮鞋价格便宜，更新换代快，坏了就买新的。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邵奇星应声答道：“作为产品，质量当然要保证。但这里有一个价格和价值对等的问题。温州皮鞋才20来元一双，如果上海皮鞋也是这个价格，会不会也做出像温州这样的皮鞋？温州皮鞋本身价格比较低，至于中间商拿到北京卖六七十元一双，那是另一回事了。”
邵奇星的这番话，并非他的发明。在温州，这套逻辑十分深入人心，并成为他们生产低价低质产品的“理论支柱”。
1990年，我们在温州采访，见到街上有2元钱一条的“金利来真皮皮带”出售，不由得大惊。拿在手上翻来覆去看，竟看不太出破绽。那摊贩倒实在，朗声说：“别看了，马粪纸做的。买一条回去，有大场面时系系。花2元钱撑足面子，划算不？”
我们追问：“但是如果有人拿这2元钱的皮带到别处卖20元呢？”
摊贩睨视着我们，一笑：“那是他们的本事。”
言归正传，当时，李瑞环听邵奇星讲完，沉吟片刻：“对对，我听懂你的意思了。”
邵奇星接着阐述他的“理论”：“这种20多元的鞋，我如果半年穿坏一双，一年穿两双，也只四五十元，花的钱同外头那种60多元一双能穿一年的差不多。而我这样就可以穿两种款式了。问题是北方人拿过去卖到70元，那消费者当然会认为应该穿一年。”
“假的就是假的，所以便宜。”
“假的当做真的卖，那是售假；假的只作假的卖，那就没错。”
一些温州人的逻辑似乎很正确，很理直气壮。
尽管邵奇星的“价格价值对等论”颇能够自圆其说，并道出了一定的事实。但是，这肯定不是事实的全部，也绝对无法使温州的假冒伪劣摇身一变成为真货。
我们在温州耳闻目睹的更多的事实是，在这片市场经济的海洋里率先跃跃欲试、大展身手的弄潮儿绝大部分是刚刚洗脚离田的农民。对他们来说，浓厚的法制意识暂时只能是一种奢望。同时，他们有一股被压抑已久的难以遏止的富裕冲动。要快速致富离不开资本。生产低劣产品甚至造假，往往是他们最容易想到、最可能实施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捷径。
在一些地方，在一定时候，假冒伪劣成为市场经济绿树最初萌发时形影相伴的养料。这是我们想极力回避却难以回避的现实。
超越规律，很多时候只能是美好的愿望。
初级阶段不完善，发展过程很难堪，负面效应总难免，问题就在怎么看，关键在于怎么干。当时担任温州市委书记的张友余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祥林嫂一般向一批批参观者和传媒反反复复解释自己对假冒伪劣的基本态度。
当然，光解释是不够的。
1993年，温州市委、市政府觉得是做点什么的时候了。他们在全国最先树起了以“质量立市”为支点的“二次创业”的大旗，次年又制定了全国第一部有关质量立市的地方性法规。
沉疴用猛药。温州对假冒伪劣实行了严厉的“釜底抽薪”：各级政府所辖行政区域内如果出现面大量广的质量问题，将追究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三个层次主要负责人的共同责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被查获者，一次重罚，再次则逐出“业主”队伍，只准打工，不准在温州注册任何企业。
有一大堆资料足以证明严厉打击后的成效：
目前，温州鞋革行业总产值已达300亿元，“康奈”“东艺”两个皮鞋品牌入选中国驰名商标。温州市工商局称，现在最让他们挠头的工作之一，是如何查处越来越多的外地侵权者。因为，随着产品质量的稳步提高，不少温州皮鞋已开始从假冒变成了被假冒。于是，1999年12月16日，还是在杭州，又燃起了一把熊熊大火。和12年前不同的是，这次烧的是2000双外地假冒温州品牌的皮鞋。
继1999年任达华出任“报喜鸟”形象大使后，张柏芝、梁家辉、钟镇涛、周华健、温兆伦、黄日华等加盟温州服饰企业的港台演艺界靓女俊男差不多有一个排。他们甚至还请来了世界十个最漂亮的女人之一、冷艳绝伦的名模克劳蒂亚·希弗。2000年，全市服装行业产值超过200亿元，达到国家优等标准的企业35家，通过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的企业10家，均为全国之最。无论产量、质量、品牌，温州服装业已经与大连、宁波呈三足鼎立。
有机构粗略统计，温州企业在中央电视台的年度广告投放已逼近1个亿，涉及服装、鞋革、奶制品、电器等多个产业，品牌战略渐露峥嵘。人称“温州军团‘轰炸’CCTV”。
……
温州人从来不是喜欢被教育的一群。假冒伪劣在温州的退潮，与其说是政府良苦用心结出的善果，毋宁看做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这又一次是规律使然。
十多年过去了，假冒伪劣的“坏小孩”长大成人。但他好像还是开心不起来。
细心的媒体注意到，至今，许多质量无可挑剔的温州品牌甚至全国著名品牌，虽然已经红透半边天，却硬要打着“上海制造”“香港制造”，就是不敢堂堂正正地亮出“温州制造”。
在2001年2月18日《实话实说》节目中亮相的温州“皮鞋佬”的代表是王振滔，地处温州永嘉县的中国真皮鞋王“奥康”鞋业的老板。和别人相比，他是实在人，他在自己产品包装盒上打上的产地是“浙江永嘉”。
崔永元可不依不饶：“为什么不写上温州永嘉呢？是欺负我们不知道永嘉在温州吧？”
真是苦命的人。明明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却管别人叫“爹”，明明是自己的优质产品，别人用了却不知晓、不领情。温州假冒伪劣的“帽子”始终难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对温州老板们欲言又止的尴尬心态，参加该期《实话实说》对话的原中国消费者协会主席武高汉概括了两句话：一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二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温州不得不为自己当年的放纵付出长久的代价。”武高汉说，“知耻而后勇者只有不惧怕面对过去，才能真正有信心面对未来。”
当温州人仍在为如何彻底走出假冒伪劣的阴影而苦恼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身边聚起了一群有假冒伪劣之嫌的“难兄难弟”。
这些“难兄难弟”往往来自相对不发达地区。
中原大省河南似乎是这些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形象大使”。
今天的河南看起来和当年的温州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巩义市假电线泛滥案尚未冷却，2000年，一篇篇有关河南假冒伪劣严重问题的报道，又纷纷占据各地媒体的头版头条：
11月26日，尉氏县棉花造假大案被揭露。仅一个乡供销社加工厂销售假棉花就达240吨，涉案金额2735万元。
12月1日，广州市截获一批掺有矿物油的大米。经查，有毒大米来自河南原阳大米市场。其中46吨已售出，致使多人中毒。
这两起河南“假棉花、毒大米”案，被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北京15家新闻媒体评选为“2000年中国十大新闻”之一。
不仅商品是假的。
同年10月30日，新华网披露：“原本是河南商界学习典型的郑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因做假账虚假赢利，已濒临关门歇业。亏损超过15亿元，拖欠银行债务高达25亿元。2000多名员工生活难以为继。”
……
以致有人戏言：温州人是河南人假冒伪劣的“师傅”。
的确，这个“徒弟”的经济发展差不多滞后于“师傅”十多年。因此，也差不多正在重复十多年前那场强烈致富涌动下的“市场经济综合征”。
不同的是，河南假冒伪劣人文意识的根基更深，非经济性的情结更浓。
这种意识和情结是有渊源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958年，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在河南信阳地区遂平县，名为“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该公社亩产仅一二百公斤的麦田被吹成1600公斤，全国性浮夸风由此而起。
不久，大炼钢铁再成时尚，河南商城县又一次率先号称日产钢铁6000吨。国务院冶金部还在商城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全国大炼钢铁现场会。
有鉴于此，许多人对根治河南假冒伪劣现象的前景更感忧虑。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历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那么，假冒伪劣将伴随我们几代人恐怕就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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