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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温州，就不能不谈论温州的市场。
许多学者考证后公认，温州早年的十大专业市场堪称中国市场最早的东方启动点。
让我们一起记住这些已落满历史尘埃的名字：
乐清县柳市低压电器市场；
乐清县虹桥综合农贸市场；
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
苍南县宜山再生纺织品市场；
苍南县金乡徽章标牌市场；
苍南县钱库综合商品市场；
平阳县水头兔毛市场；
平阳县萧江塑编市场；
瑞安县仙降塑革市场；
瑞安县塘下、莘塍塑料编织袋、松紧带市场。
这十大专业市场差不多都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的一两年，在它们身后，是温州400余家各类商品市场或产销基地，还有神通广大的10万购销员。温州五光十色的小商品正是借此编织起了庞大的触须——极为灵敏的营销网络。
许多温州专业市场是如何兴起的，连温州人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正由于说不清道不明，也就有了传奇故事。
桥头纽扣市场颇有些代表性。
据传在1979年，一对浪迹天涯的叶氏兄弟在外地一家纽扣厂门口捡到一堆次品纽扣。他们不经意地带回了桥头。扔了挺可惜，叶氏兄弟摆上了小摊，并开始自己动手制作低档纽扣。
谁知生意竟出奇的好，在远近乡村都出了名。 自此一发不可收，同镇人竞相跟随，数年之内，100多个家庭作坊式的纽扣工厂纷纷开张：
在一条宽仅几米的镇中心破旧的老街旁，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上千个摊位；
3000多人的供销大军奔波于29个省市自治区；
全国各地的商贩从四面八方涌来，挤进这条泥泞、窄小的纽扣街；
到1984年，桥头生产和经销的纽扣已达16大类、1500个品种，占全国一半以上，年经销额超过亿元。
我们曾努力试图寻找这对功勋卓著、造福一方的叶氏兄弟。有的桥头人说，这哥俩确有其人，但自己没见过；有的桥头人却十分肯定地告知，叶氏兄弟根本就不存在；还有的则热情地指点迷津：大概不姓叶，应该姓张，好像姓王……
我们陷入了茫茫人海。在眼前晃动的是一张张极普通的脸，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明天终日忙碌，疲惫然而快乐着。
这种寻找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正如温州整个江河浩荡的老百姓经济一样，这一方土地上专业市场的勃兴，是一场没有先知、没有英雄的百姓创世纪。
专业市场的空前繁荣对温州经济的发展所起的神奇作用，常常被人以“瞠目结舌”来形容。
苍南县宜山再生纺织品市场名扬全国。1988年，我们曾前往探访。
以下是我们赴宜山的行军图：
早晨从县城灵溪出发，坐着中巴车在乡间路上颠簸了差不多2个小时后，眼前淌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
登船，两岸山峦十分清丽，没有顶棚、狭长得像条龙舟的小船在弯弯的河道拐过来又拐过去。
上岸，只见成串的农民“的士”——这是一种小型的柴油三卡，限定载客6人，实际常常达十几人，有的干脆蜘
蛛般半个人吊在车外——极热情地揽客，嘭嘭作响的柴油发动机让你心跳得别扭。
又是一条小河，又是一段对生意人来说无暇顾及的风光之旅。
下午，当你觉得似乎有点饿过了头的时候，宜山镇也就到了。
这是一片商品经济的海洋：当地各类纺织机达37万台，从业人员67万人，有4个专业乡，58个专业村，7个专业市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国有、集体企业吃剩的腈纶边脚料，在这里经过农妇们粗糙的大手开花纺线，数以亿计的再生腈纶衣裤又被销往大江南北。
有统计说，每年，流进宜山的腈纶边脚料达1700万公斤。
时任国家物资部部长的柳随年耳闻目睹了这一场面后算了一笔账：1700万公斤也就是17万吨，按一节车皮载重20吨——纺织品是货，载重少于常规——每列火车挂30节车皮计，共需850个车皮、约30个专列。加工后再生腈纶产品外销，又是一个1700万公斤！
“就是我这个部长手里也一下子调不出这么多车皮指标，小小的宜山市场却做到了。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柳随年大为感慨。
感到不可思议的，不仅仅是柳随年。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市场的发育离不开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畅通，基本前提是交通的便捷。
而宜山再生纺织品市场可谓藏于深山，桥头纽扣市场也同样生长在崇岭夹峙的山岙，距104国道尚有35公里尘土飞扬的机耕路。
地处偏僻，先天不足，但市场经济却率先发育并生机盎然。这不能不让经济学家们大跌眼镜。
“事实上，这是一个研究视角的误区。”杭州商学院副院长张仁寿说，“和许多中国问题一样，研究温州不能只着眼于经济范畴。”
在这位温州籍的著述颇丰的中年学者的一篇论文中，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大多坐落在水陆交通都不是很便利的地方，惟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那些地方，‘左’的思潮相对薄弱，计划经济的束缚相对较小。否则，这些市场很可能在兴旺之前就遭取缔。中国改革的经验证明，对旧体制的最初突破，往往发生在旧体制最疏于防范的地方。”
张仁寿把这一现象概括为“边区效应”。
夹缝中乘虚而入，夹缝中遭受百般挤压。“边区效应”的背后是温州人的狡黠和酸楚。
时光走到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浮出水面，“办市场、看温州”的口号响彻云天。温州人也似乎到了走出“边区”的时候。
但从温州传来的并不全是好消息。
1995年8月，北京著名的杂志《半月谈》刊登了一篇题为“落榜的温州”的记者调查。
文章的笔调是忧郁的：
今天，温州专业市场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一个个“落榜”的消息频频传来：
——1991年起全国三次评选“十大市场”，温州均落榜。1994年浙江省“十大超级市场”评选，龙虎榜上温州依然无名。 ——按全省各市、地市场总成交额计，1992年温州排列第三，1993年居第四，1994年更退至第七。
——除桥头纽扣等少数几个市场外，当年的温州十大专业市场中有的停步不前、发展缓慢，有的甚至早已销声匿迹。
这的确是令人费解的现象组合：
与大江南北的急起直追者相比，仅在距离温州200公里内就有年成交额超过100亿元的全国集贸市场巨无霸“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和“绍兴中国轻纺城”，温州专业市场的先发优势已不复存在，出现了明显的相对萎缩。而同时，20世纪90年代，温州经济恰恰进入了又一个高速发展期：1994年，全市乡村工业的总销售额猛增到了300多亿元，约为10年前的50倍。
温州长城鞋业公司的演变史，为我们揭开了谜底的一角。
1980年，郑秀康从当地国有机械企业辞职，凑起数千元开办了一家皮鞋小厂。和其他皮鞋作坊一样，他的产品几乎全部由商贩收购，摆上市区来福门鞋革市场的摊位，专业市场的沉浮维系着无数小企业的兴衰。
10年后，郑秀康与人联手投资100万元，挂出了长城鞋业公司的牌子。到1993年，长城公司已成为年产40万双皮鞋、总产值2500万元的经济“小巨人”。同年，该公司被中国质量检验协会评为全国首届“十大鞋王”之一，所注册的“康奈”品牌被评为浙江省男式皮鞋中惟一著名商标。不久，又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
郑秀康的事业火了，他的牛皮鞋也当仁不让，真地“牛”起来了：
在每年由中国百货协会举办的全国鞋帽订货会上，长城公司和为数不多的国有鞋类企业被排在了一起；
北京王府井、上海一百等著名商厦，纷纷邀请长城公司前去开设精品专柜；
广州、武汉、南京……一家家“康奈”专卖店先后攻城掠地。
由于有厚利可图，温州来福门鞋革市场的摊主仍千方百计争销“康奈”皮鞋，但其销售额已降至不足长城公司总产值的5％。
坐在气派的转椅里，郑秀康豪情万丈：“我们已经丢开了曾经赖以生存的专业市场这根拐棍。”
在温州，像长城鞋业公司这样的“命运两部曲”，绝非独一无二。
当年，撑起温州经济好大一爿天的家庭工业异常灵活，但单体狭小，如一盘散沙，企业的张力与产品辐射力都十分有限。千家万户的小生产选择千家万户商贩式的专业市场这一商品交换形式是历史的必然。
今天，一批批温州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崭露头角，日益壮大，雄厚的实力非昔日可比。它们已逐步有能力从最初有形的专业市场依托中脱胎而出，构筑起自己各具形态的有时往往是“看不见”的新型购销网络。
这一商品交换形式的质变，同样是历史的必然。
若干年后，仍不断有参观考察者涌到温州，兴致勃勃地期望破解市场之谜。
站在永远熙熙攘攘的商海人潮中，他们急切地东张西望：温州的市场到底在哪里？
他们得到的回答听起来更像一个谜：有商品流动的地方就有温州的市场。它如同空气，无所不在。(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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