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在温州

　　我只来过一次温州，那是在1991年的夏天。除了温州市内，还去了永嘉、瑞安、乐清，总共只呆了5天，实在不能说真正了解了温州。不过，在这以前和以后，不断地有人对我谈到温州，不断地有人送给我一些关于温州的材料。我在温州以外的地方也访问过温州的官员，其中有前任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前任市委书记董朝才。所以，我对温州这20年来的情况能够有一个连贯的印象。

　　简单地概括温州20年改革开放的脉络，可以说，是两个高潮的中间夹着一个低谷。第一个高潮是在80年代，也即1980年到1988年这一段时间。温州人在经济方面大体上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在政治上则是尽可能地避免意识形态之争，而使物质第一的思想深入整个社会。第二个高潮是在1992年到现在的一段时间里面，温州人在经济方面逐渐建立起新的秩序，在政治方面则是在一些最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上终于为世人理解。

　　两个高潮中间的那个低谷，是指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两三年间。那时候，温州人在“反和平演变”的舆论声中有些惶惶不安。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温州被一些人看作是“和平演变”的例证。1991年春天，我在北京见到温州市政府的一位负责人，他当时极力地对我解释温州经济当中公有制的比重仍然很大。还说，80年代兴起的“温州热”已经降温，记者们不再登门采访，参观取经者也明显地少了。他在言谈间隐隐流露出内心的不安，这促使我下定决心来到温州。那几天我见到的温州人几乎全都谈起北京的一个调查组。他们告诉我，这些调查人员的任务之一是要判断温州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温州人那时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央给他们的改革定一个什么性质。当他们听说调查人员认定温州在总体上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时候，就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后来看到调查人员去后复返，重新调查温州姓“社”还是姓“资”，不免又紧张起来。然后就拼命地把自己的一些私营企业说成是合作企业，以期增加集体经济的比重。其情景有如李瑞环当时所说：“我看你怕人家给你戴‘白帽子’，你给自己急着戴‘红帽子’。”尽管如此，我在温州仍然感觉到蕴藏在民间的那种发展的渴望和创造的激情。 我喜欢温州人的不肯安于现状、温州人的坚忍不拔以及创造精神。温州人淡漠于意识形态之争和热衷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生生不息的推动力量。这种力量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繁荣，也是整个现代文明的进步。对于温州以外的人们来说，这里还有件事情更值得关注，那就是，鼓励民间的热情和想象力，而非自以为是地凌驾在老百姓之上指手画脚，乃是当地政府行政的最重要的特色。 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途径，“温州模式”今天已为世人所知，这是值得温州人骄傲的。不过，温州的发展，在具体的道路上，似乎只有温州人和那些具有温州品格的人才能走得通。既然如此，温州以外的人们，为什么会对温州的事情格外感兴趣呢?我想，这是因为，温州人所遵循的一些最基本的逻辑，也为所有现代社会的人所共有。温州人勇于承认自己的追求物质的动机，这比他们已经取得的那些物质成果更加重要。我们的国家自古就有“重义轻利”的传统，直到今天也还有一些人执著地守护着“意识形态第一”的信念。不过，这样的人并不太多，更多的人可能是用意识形态的外衣，来掩盖他们对于利益的追求，或者是维护他们的即将失落的利益。当他们的这种企图只是涉及他们自己的利害得失的时候，无非是一顶乌纱、几间房子等等，也不算可怕。问题在于，当他们试图用这种手段去左右他人之命运，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的时候，有如温州在90年代初期曾遇到的那种情况，就不能等闲视之。

　　我过去写的东西中，有一些内容涉及温州，在一些温州人当中引起共鸣，当然也使得另外一些人不大高兴。现在要补充说明的事情有二：

　　一件事情是，不要忘记那些对温州的发展作出贡献并且付出巨大代价的那些人，比如原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他仅仅因为搞了“包产到户”，毕生染上浓重的悲剧色彩。他在40年前的主张，今天已经为全中国所接受，而他本人却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今后我们能不能一再让那些改革的开拓者和探索者付出那样大的代价?即使他们的探索失败了甚至是错误的，难道不比那些什么事都不做的人强百倍么?

　　另外一件事情是，在过去那些年里，政治气候变幻不定。很多人也就跟着风说了一些话。比如在90年代初期的两年里，有人把温州看作“和平演变的温床”。我曾经写东西批评过这种说法。前不久，我接触到的一些情况，方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有的人，在说出诸如此类话的时候，也许是出于无奈，而非他的本意。因为他周围的情势令他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而在私下，他也曾对别人说过，他希望大家集中精力搞经济，不要再折腾了。这一情节可以说明我们的干部在非常时期常常具有一种复杂心态。一种反常的政治力量和行政力量即使能够操纵人的嘴巴，却并不能征服人的心灵。现在我将这些写出，用来弥补过去所述之不足。

　　由此我也想到，中国人在内心里相通的地方越来越多，相通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些发自内心地指责温州“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摘自《温州人》杂志1998年纪念中国改革20周年特刊，凌志军文)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