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温州人看来，当年一支支调查组开赴温州，是在认真考虑该给温州戴一顶什么帽子：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

　　就在那一特殊日子的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前往温州考察，提出了妙趣横生的“光头论”。虽然李瑞环同志的原话很多年以后才慢慢见诸报端，但急切的温州人当时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探知了一二。

　　一位温州的朋友甚至颇为权威地向我们发布新闻：那一年的夏天，剃光头的温州人的确比往年增加了若干倍云云。

　　1991年5月14日11时10分，一架“挑战者”号专机徐徐降落在温州机场的跑道上。机舱门打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笑呵呵地急步走下舷梯。随即改乘汽车，驶上简易公路，直接赶往中国第一座农民集资兴建的农民城——苍南县龙港镇及金乡镇。

　　当晚，温州市区与往日一样，灯火通明，喧嚣繁闹。李瑞环一行步行到环城东路、公园路视察夜市。在一爿小商品摊位前，他环顾了一下摊位上的各类服装、装饰品，突然指着眼皮下的几串珍珠项链，明知故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这些是仿制品，没真的，所以便宜。”摊主几乎不加思索。

　　众人大笑。李瑞环同志满意地对摊主竖起大拇指，含笑离去。

　　在乐清县柳市镇股份合作的求精开关厂，当李瑞环得知这位厂长5年前入股5万元创办企业，现在已增值到40万元后，询问道：“去年你分了多少钱?”这位厂长报了个保守的数字。

　　李瑞环一听连连摆手：“那你比存银行还不合算，要不然就是你没讲实情。我想我们在一起研究问题，大家都把真情实况讲出来好不好?”
温州市委一位分管股份经济的副秘书长赶忙汇报：每位股东一年可以拿到三笔收入：一是股息，其利率允许比国家银行基准利率高30％，而且计入企业成本，在税前开支；二是税后利润有25％用来分红；三是税后利润的50％虽用于扩大再生产，但产权记在股东名下，可以由股东支配转让。 李瑞环听罢颔首，转身问厂长：“是这样吗?”厂长笑着点点头。

　　“好，好。”李瑞环这才放心地说。

　　既然来到温州，就绕不开温州姓什么的老话题。

　　李瑞环没有回避，开门见山：

　　“在对待温州这个议题上怎么办，事实上不管你叫不叫‘模式’，已经成了我们国家对待个体私营经济的一种态度。对个体私营什么态度，人家就看你对温州怎么样；对乡镇企业什么态度，就看你对苏南一块怎么个态度；开放这件事究竟是卖国还是吃亏了，或占便宜了，就看你对珠江三角洲怎么看。这谁也没说，不是谁封的，文件上也没说，就是这么一回事。

　　“温州这件事怎么看，将来怎么看都还可以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地下结论。我看你怕别人给你戴‘白帽子’，你给自己急着戴‘红帽子’。我说你们先不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

　　为此，他还作了个生动的比喻：好比给小孩起名字，总不能没等生下来，还不知是男是女，就急急忙忙给起名字。叫什么名字并不是最紧要的。要是生个男孩，那就叫“铁柱”“石蛋”之类的名字。要是生个女孩，那就起个“招弟”之类的名字。还有的小孩生下来先起个小名，等长大了读书时再起个大名。

　　先生娃，后取名。

　　事实上不仅温州如此，整个中国改革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要往前走，中华民族要往前走，否则，等待我们的，只能是淘汰出局。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是我们义无反顾地选择改革的初衷。因为任何改革都必然带有无法逾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我们怎么往前走？代价最小的捷径在哪里？会遇到多少妖魔鬼怪?我们不知道，我们无法知道。中国改革前无古人，没有先例可循，没有故事可讲，马恩列斯经典著作也不能给予我们超越时空的指点。这正是中国改革的艰难所在，也正是中国改革的意义所在。

　　发展才是硬道理。今天，这句名言已深入人心。但是在一个把名分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国度，确认这一点，是多么地不容易。

　　温州是幸运的。继李瑞环之后，1991年4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乔石考察温州。同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考察温州，并充分肯定了温州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在发展经济、稳定社会、脱贫致富、繁荣市场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历史没有辜负温州人的等待。（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