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香港经济学教授张五常应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之邀写一本关于“中国可能的变化”的书，张教授因此到广东等地跑了一圈。在书稿中，他大胆预测中国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实行市场经济，并且中国会有类似于产权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出现。当他把书稿寄给美国的一些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的时候，得到的大多数反馈是疑问。很多人建议他不要发表这本书，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甚至用近乎质问的语调问张教授：“你竟认为经济学理论有办法来预测中国吗？”

　　这几乎是对张五常，也是对中国改革模式的一次“致命的质问”。然而，张五常决定我行我素。3年后，发生在中国的改革实践让他大大地出了一回名。

　　到2000年，3位中国的青年学者去美国拜访哈佛、麻省理工的20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就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向他们讨教，这回他们听到的绝大多数是近乎恭维的回答。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甚至大胆地预言：“我预测中国将在2000年至2020年间有长足的发展。为什么？因为你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效仿国外最好的技术。如果中国能避免战争、政治动乱和乌托邦式的集体主义，那么，当美国和西欧在下一个20年里经济增长徘徊在2％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应该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其实，近十年来，对这样的反差或转变，中国经济学界已经司空见惯，我们中的很多人因此而陶醉在“创世纪”的喜悦中，一种改革“自大”“自恋”情结正散发出颇为感性化的气息，弥漫在我们思想家园的上空。

　　可是，相对于旁观者的萨缪尔森们，我们是不是应该有另外一种更为谨慎和敬畏的心态？毕竟，对中国改革的所有阵痛和苦难惟有真正置身于其中的人们才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即便在今天乃至即将到来的明天，中国的改革之路都不可能是高速公路般的通畅。更何况，将来关乎中国前途的命题已大大地超出了纯经济学的范畴，新的、衍变中的社会格局正向前行中的人们抛出一个又一个让人倍感困惑的难题。

　　选取一个全新的视角

　　解释一个社会秩序的演进，远比解释市场经济中的一些现象要难得多。事实上，我们对这一方面的探求和研究，已经相当滞后，已经被实践甩下了一大截。因此，当我们打算为自己所熟悉的温州写一点什么的时候，我们觉得有必要选取一个全新的视角。

　　温州，已经成为一个模式化的经济地理名词。曾几何时，在许多稍稍了解温州的人们的理解中，温州便是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便是供销员满天跑的家族工厂，便是专业市场、温州街和一群操着一口难懂的方言的精明的生意人。盘旋在温州上空的，便是“姓资姓社”的激烈对峙，便是对私营经济的喜恶判断……

　　这些景象和话题，都曾经让人激动不已，并留下难以磨灭的钻石般的记忆。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时代命题的转换，沉淀在它们之中的内涵，在今天再次解读毕竟已经有点“泛黄”了。事实上，从1997年开始，当所谓的“温州模式”从“异端”突然变成“正统”之后，它便仿佛在一夜之间失去了独特的个性。它的光环日渐褪色，它曾有的辉煌被淹没在了日趋雷同化的市场化改造浪潮中。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前期，自由而个体化的温州的价值是“体制困扰”造成的，温州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假想敌”而存在，又因为它的顽强坚持而受到人们的推崇。

　　温州是一个给人们提供了勇气和信心的地方。它是一面具有象征意义的旗帜，在不短的一段时间里，对温州的态度，成了考量一位政治人物或经济学家的改革态度的标志。而所有的争议或褒扬，在某种意义上与现实的温州又是不相干的。在那段时期，温州之于中国改革的思想启蒙意义和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在企业模式或区域经济方面的实际发展，在此，我们不妨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温州的寓言化”。

　　因此，当市场经济的体制构建已经成为一种举国上下的共识、当企业的市场化改造已经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今天，再来总结或甄别温州模式的价值、意义，其实已经是一种撰写“回忆录”之类的工作了。这也是我们在本书的创作之初，便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并企图规避的。为此，我们选择了一个广义的社会学视角来完成对温州的这一次审视。

　　我们认为，过去20年温州的进步，并不应该仅仅归因于私营经济的勃兴，而应该视之为社会转型时期的一次秩序的变革。在这个风云激荡的大舞台上，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新生民间经济力量与政府、民众及知识分子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互为倚重、依存和协调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这种多向互动，构成了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稳定或动荡的基本前提，而这种多向互动，又成为社会秩序迈向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这是一个正在生成中的新秩序。大而言之，当今中国，以告别计划经济体制为标志的改革阶段已大体完成，取而代之的，便正是以四大利益阶层为代表的经济社会秩序的大调整。它将成为未来中国改革的新的主题，它的成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的走向。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罗伯特·麦克马纳拉曾经说过：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落后，是不稳定的根源。完全的贫困，只可能造成颠覆性的革命，而不可能产生建设性的政治改革的动力和土壤，全面贫困损害任何类型的政府，是不稳定的持续因素，使民主几乎无法实行。因此，现代化是通往稳定之路。然而，为实现现代化而进行的种种努力，则必然产生政治和体制上的某些混乱，如果处置失当，便很可能造成整个社会秩序的颠覆和倒退，使现代化改革的初衷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我们必须冷静地直面这种互相交错着的社会现象，并以一种富有技巧性的变革方式，来减少或延缓无法回避的阵痛和冲突。

　　我们都清楚地知道，经济的发展始终需要一个竞争而又协调的氛围，而且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地感觉到这一点。这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改革的命题了，而是更广泛地涉及社会秩序的扩展和重建，涉及各个阶层的利益的均衡和协调，涉及更多的与公共道德及社会公平有关的规则的建立。

　　与国内的其他一些地区相比，温州的价值在于，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它一直是一个十分完整的社会模型，它所进行的改革是最为刺眼的，它所面对的质问是致命的，甚至来自于中国政治的最高层。因而，体现在这个地方的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冲突和互动便也显得格外动人和醒目。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观察平台上，温州的先行凸显出了新的研究价值。

　　从体制突围到利益分野

　　我们一直不同意何清涟女士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表述的一个观点：从平均主义盛行到悬殊的贫富差距，中国仅用了短短的十几年时间，而这一过程，却是一个社会财富向素质低下和品质恶劣者手中集中的过程。

　　我们也不同意她在《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中表述的另一个相似的观点：中国目前的中产阶级缺乏深化改革的动力。她认为：“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产生原因与英国、法国不一样，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几乎是完全附着在这体制（指旧的半市场半计划体制）上，他们与体制的关系，就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这个体制，也就没有了中国的中产阶级，这个体制消亡，他们也就没有存活的可能。这个体制存活得越长，对他们来说获取的利益也将越大。”

　　何清涟将国有资产的流失与私人资本的膨胀联系成一对互为因果的过程：“原始积累完成的标志是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其实质是我国当代社会政治经济两大阶层组织的掌权者及其依附者进行权钱交易等寻租活动，共同瓜分国有资产……其进行掠夺的手段是凭借权力。”（见《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由此，她对中国改革的原始积累及其受益者提出了道德上的终极质疑。

　　至少在温州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中产阶层中存在着两种人。一种如何女士所言是从旧体制中寻租牟利而成的，另一种则是通过自己的合法劳动成长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体制转轨时期的既得利益者，都曾经或多或少地通过某些非正当的手法获取过灰色利益，如后者的行贿等也算是对旧体制的寻租。可是，从长远发展看，中国的中产阶层——在本书中我们较多的用“新生民间经济力量”这个词汇——仍然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的推进力之一。在资本及利益的推动下，他们必然会萌发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及社会改革的要求，会对社会秩序的更新提出建设性的目标，除非他们从产业市场中退出，转而去国外做逍遥的寓公。

　　事实上，与中国改革伴生的最让人惊喜的便是民间新生经济力量的成长。它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已经占到了七成以上（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1年有关数据）。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分野鲜明的新经济力量、民众、政府和知识分子等利益阶层。在以往的改革中，这些利益阶层站在同一条战线之上，以对旧体制的抗争为其共同的生存命题。而随着旧格局的击破，它们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利益分野，对社会改革目标提出了多元化的要求。因而，这些阶层之间的互动和消长，将构成影响中国未来命运的最重要的要素。

　　在迄今为止的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是我们评判一个地区或企业改革成效的惟一标准。温州之能够走到今天，无疑也是依赖于这一得到最广泛的人们认同的价值评判标准。然而，当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平台的时候，尤其在今天，中国已经加入WTO，经济体制改革所形成的能量已逐渐释放之后，我们将用怎样的标准来评判改革的成效呢？是否存在一个或若干个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命题呢？

　　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其中，改革方案的协调性及其对社会秩序重建的推进，是最值得关注的命题。

　　如果说，上世纪末的中国改革是一场“主要依靠勇气”并以体制更新为主要特征的改革的话，那么，新世纪的中国改革，则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不同以往的、侧重技术层面的改革阶段。

　　过去的改革，可以被视为一场对计划经济旧体制和旧观念的总突围。面对旧体制，所有改革者的利益和目标几乎是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其突破本身已构成了改革的重大价值。可是，在旧体制被基本摧毁，旧观念被基本改变，中国经济面临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改革对象其实已经出现了本质性的衍变。也就是说，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改革的命题都已经日渐地呈现出技术化的特征：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需要与国际接轨的手段；在政治建设方面，我们则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

　　从非合法化到合法化

　　中国的改革往往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因为它面临着旧体制、旧秩序与旧的意识形态的重重障碍，而改革理论又从来都是滞后的。

　　尽管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的光阴，我们至今仍无法忘却与一位温州的镇委书记的一次交谈，无法忘却他无意识中对我们说过的一句话。在谈及他的改革实验遭遇到的阻力时，他脱口说道：“无所谓的，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改革，有时是从‘违法’开始的。”

　　那是在一个江南的早秋，天低低地压在蜿蜒东流的江水上。在我们的眼前，是一片刚刚崛起的新楼房和一条宽敞的镇中心大道。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野鸭纷飞的沼泽地，现在却已在这位镇委书记的领导下变成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他后来因为“为死去的母亲大办丧事”而被撤职）。

　　我们是很能够理解他所说的“违法”的含义的。所有认真地关注过中国20余年改革历程的人，也是应该能够理解这种“违法”的含义的。这几乎是中国改革最为迷人的一个现象：所有的改革行为往往是以“创造性”地破坏现有体制为特征，也就是得不到正统观念认同甚至有违反现行法律法规之嫌疑。只是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之后，才逐渐获得一种社会认同并广为效仿，进而得到官方的迟到的承认。

　　弗·哈耶克在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致命的自负》中曾写道：“社会文明进步的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人们不知不觉地、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做法，使他们共同扩大了利用一切有价值的信息的集会，使他们能够‘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息，人丁兴旺，物产丰盈’。大概这个过程是人类进化中得到正确评价最少的一个方面。”这种带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表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成是中国改革的一种思想注脚。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正是由于缺乏参照系和前瞻性理论的支持，使中国改革的进程充满了冒险性和戏剧化的片段。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按图索骥”式的改革，而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是一种“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式的改革，这样的改革观的背后固然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毅然决然，更有着“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彷徨和险峻，此外，还有着以牺牲某些理念和精神为代价的颇为悲壮的功利特征。这种改革，是一种真正的“实践大于一切价值”的改革——从一次冒险走向另一次冒险。应该说，这可能是上一世纪末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真正的谜底。

　　一个共同的“温州悬念”

　　改革的成果，如同一个人的幸福，是由种种不同层面的表现组成的。生活的需要及获取财富的冲动从来便是一切改革的最本能的启动点。因而，温州20多年的实践，其实便是700万温州人集体进行的一次现代社会最原始的思考：消除贫困，走向富裕。

　　温州的整个经济乃至社会秩序的变革，并不存在一个可以量化的目标或评价标准。它是自由的，是由一群没有太多理论修养的人们通过各种奇思异想和“胆大妄为”而完成的。个人的、无组织的行为，在这些时刻适时地造成了对旧体制、旧观念的冲破，并因其显著的经济效益而受到人们的追捧和仿效，终而形成为一种集体行为。体制或观念的突破，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一一地依托于无数细微或“越轨”的经济行为。

　　在未来，温州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的协调，也恐怕很难是一个完全理性的过程。因而，对温州的社会学研究，对我们而言，实在是一次不寻常的思想探险。我们希望这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开放的写作和思考过程。事实上，直到整个写作完成，我们仍然没有寻找出一个终结性的答案。在温州，我们只是目睹了一种可能性，感觉它正处于一种新的秩序即将生成的前夜。

　　在本书中，我们将要描述的是温州新生经济民间力量是如何成长的，在成长过程中又遭遇到什么样的质问和困扰。

　　本书的基本框架是：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对温州20多年改革历程的总体描述；第三章，讲述的是温州新生代企业家阶层与政治的颇为微妙的互动；第四章，讲述一个独特的边缘性社区对现有社会治理秩序的冲击；第五章，讲述温州民间金融试验的沿革与困顿；第六章，勾勒温州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第七章，描述了温州正在形成中的菱形财富结构；第八章，讲述的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伴生的来自最基层的民主故事；第九章，把焦点放到了市场化浪潮中的政府官员及社会治理结构上；第十章，是一次开放式的对话，其中，将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进行对比让我们得出了一些新鲜的结论。

　　在这块中国最著名的民营经济生长地，作为两位自告奋勇的“温州现象”的长期观察者，我们渴望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经济的发展及其新生经济力量的成长，从来就是一个与社会、政治息息相关的课题。中国改革的进程，是一种渐进式改革的模本。各种社会要素和矛盾在冲突中互融，在新的利益关系的调整中达成新的平衡，这可以说是协调，也可以说是妥协。总之，社会矛盾没有被激化。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是，中国的改革不是以牺牲某一阶层的利益为代价的，在温州，乃至中国改革生态圈中，所有的利益集团都是改革的受益群体。这应该形成一种共识，惟有这样，我们才能以一种更为平和的心态来面对未来的更为艰辛的社会秩序的变革。（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