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判断浙江经济目前和今后发展遇到的真正威胁，需要较全面地研究浙江经济以往发展路径，尤其是促成"浙江奇迹"的重要因素。而要研究浙江经济以往发展路径，就离不开对"浙江模式"及其形成机理分析

    一、一个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奇迹

    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超高速增长，可谓"东亚奇迹"。浙江经济无疑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区域"奇迹"。关于浙江经济奇迹，学界已有不少论说。但在笔者看来，作为一个转型发展中的区域经济，可以称得上"奇迹"的，当首推三个方面：

    一个是"增长奇迹"。过去30年浙江区域经济增速，不仅远高于全国水平，而且高于沿海绝大部分省域经济。按照有关统计数据计算，从1978年到2007年30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实际增速9.8%，江苏经济年均增速12.6%，浙江经济年均增速13.2%，高出全国平均增速3.4个百分点，高出江苏0.4个百分点。其结果是，世纪转折前后浙江人均GDP跃入全国省域经济第一，自那以来连年保持了全国省域经济第一的位置。2008年全国人均名义GDP勉强迈过3000美元大关，浙江人均GDP率先突破6000美元。同年浙江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8000元人民币，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多。要知道，浙江是个自然资源贫乏的省域，尤其缺乏能源、矿产等战略性资源，外加早期国家投资少，改革开放最初20年外资很少光顾，平心而论，达到这样的增速无疑是个奇迹！

    另一个是"富民奇迹"。浙江经济发展中有个重要的现象，这便是"藏富于民"，而非中国历史上和而今不少地区出现的"国（官）富民穷"现象。浙江经济增长本身靠了源自民间的创新，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让民间"老板"和百姓分享了增长的成果。最近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揭示，截至2005年，二、三产业形成的总资本所有权中，"个人资本"比重，全国平均为28%，江苏为27.16%，广东为27.7%，福建为32.1%，浙江高达52.3%。这就是说，浙江二、三产业中的生产性资本，私人资本占了一半以上，而别的沿海发达省份仅占1/4到1/3，其余要么归于"公有"，要么归于外商。这也意味着，浙江省个人通过资本所有权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不仅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远远高于沿海几个最发达省份。其"藏富于民"特征明显。

    第三个值得称奇的，可能要属省内小区域间经济差距较小。我们知道，目前全国也好，一个省域经济内部也好，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经济差距的拉大，浙江也概莫能外。但无论与全国大区域间经济差距相比，还是与沿海最发达的几个省内部小区域间差距相比，浙江内部小区域之间人均国民收入差距明显要小许多。前不久笔者作了一个比较，比较了沿海三个最发达省域经济，即广东、江苏和浙江的省内小区域经济差异，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三个省域经济内部"地级市"的人均GDP差距，江苏最大。那里最富的苏州人均GDP是最穷的地区（宿迁）的9倍。广东其次，最富的深圳人均GDP是最穷的地区（汕尾）的7.6倍。浙江最小，最富的杭州人均GDP仅为最穷地区（衢州）的3.3倍。30年间区域经济既实现了超高速增长，又达到了小区域间较为平衡的增长，这一点不可谓不是奇迹。

    上述三个方面合起来看，不能说区域经济转型发展没有奇迹。笔者以为对于这些"奇迹"的形成，值得经济界去研究，尤其值得决策层去研究、去关注。亚当·斯密说过："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浙江以往30年经济发展创造的一些"奇迹"，虽然还不能说"导致了最下层人民的普遍富裕"，但必须承认的是，比之中国大陆别的区域来，下层民众富裕的"普遍程度"要明显得多，至少可称为"较普遍的脱贫致富"。导致这种较为普遍的脱贫致富，无疑应直接归因于专业化分工的普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