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解决好发展取向上"高增长"和"促转型"的选择，发展手段上投资、出口和消费的平衡，发展战略上全国和浙江的兼顾，发展内容上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互促，将深刻影响到浙江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发展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转眼间，我们将走完"十一五"规划指引的五年发展之路，即将进入"十二五"规划编制期，描绘新的蓝图和前程了。

    回首来路，"十一五"时期将是我们记忆深刻的五年。在这五年发展期中，我们依次遭遇和应对了压力空前的节能减排任务、史无前例的汶川地震大灾难、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大冲击，发展道路上充满了风险和困难。最终能拥有如此良好的发展局面，是排除万难、艰苦拼搏所得，值得为之骄傲，为之喝彩。然而展望下一个五年，却更让人更为关注和期待。

    因为从历史进程来看，"十二五"的五年，是应对国际发展环境重大变化的五年，是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要求的五年，也是承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五年。从发展道路来看，这是一个有着太多不确定性的五年，前行路上横亘着无数的岔口，需要我们更多地深入思考和长远展望，尤其要平衡把握好几个重大关系。

    首先必须应对的，是发展方向上"保增长"和"促转型"之间的选择。这是摆在所有发展决策者面前的首要问题，更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课题--在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我们是凭借传统发展模式和政府强大的资源调控能力，继续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是不要过多在意经济增速，全力以赴地走好转型升级之路？其实，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义，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更从浙江迈上人均GDP6000美元台阶后的现实要求来看，毫无疑问，重心应该落在转型升级上。然而，传统发展观念不会轻易改变，习以为常的增长模式惯性依然很大，既得利益群体和部门的阻扰不可小觑，改革攻坚的力度和进展也不容乐观。"十二五"时期要真正将转型发展从口号变为行动，还需要执政者的大决心和大毅力。

    其次在具体的发展手段上，还要处理好三大需求之间的结构平衡。是继续过度依赖投资驱动和海外市场，还是着力改善收入分配、扩大国内消费？这必须在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中作出明确的取舍。虽然上马大项目及扩大投资，是本次抵御金融危机、走出经济低谷的重要法宝；世界工厂和浙江制造走向海外遍布全球，也是推动前一段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到了高投资率、高外贸依存度已然难以为继的"十二五"时期，继续"年复一年、山河依旧"，那就不免要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不把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切实转向潜力巨大、有待开发的国内消费市场，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是"老方一帖"。但要真正释放国内消费的拉动力却绝非易事，这将涉及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战略性调整、城乡二元体制的实质性突破及社会保障的全方位跟进，乃至政府职能的大力度转变。这也就要求各级政府的官员，能抵挡政绩上急功近利的诱惑，确实为长远发展着想，为黎民百姓分忧。

    再次在发展战略上，还要研究处理好全国一盘棋和浙江特色道路的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变动对浙江经济的影响日见增大，因而在发展战略确立上，要深入分析全国宏观背景变动的趋势和影响；另一方面，随着各地区域经济纷纷走上特色化发展道路，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因而在发展战略确立上，更要尊重当地实际、凸显地方特色。编制"十二五"规划，要研究清楚如何在全国的发展布局和统筹调控中，总结浙江科学发展的成功经验、发挥浙江发展的自身特色，使得未来发展道路的抉择上如吕祖善省长所说的，能够更好地"浙江化"，也即本地化。比如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中，好好审视浙江自身的任务角色，抓住机遇实现共同发展。

    最后在发展的内容上，还要协调好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良性互动。未来"十二五"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不在于经济增长的快慢，而在于社会能否继续和谐稳定。随着和谐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公平正义的诉求普遍形成，及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民众对社会转型的期待将会更为急迫，要求也更高。深入分析还可发现，当前众多经济问题的后果，正在转化为社会问题；而众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也正是日积月累的经济问题。未来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社会转型的辅助，社会转型也离不开经济转型的助推。在公民民主意识不断觉醒、利益诉求日趋强烈、社会矛盾多发激化的"十二五"时期，如何推动经济、社会两者的顺利转型和良性互动，将考验执政者的大智慧。这不仅涉及经济利益的调整，更关系到法律制度的完善、政治文明的进步和人文精神的重塑。

    未来"十二五"时期，能否解决好发展取向上"高增长"和"促转型"的选择，发展手段上投资、出口和消费的平衡，发展战略上全国和浙江的兼顾，发展内容上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互促，将深刻影响到浙江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发展。这应该成为"十二五"规划前期研究重点深化的内容，也应该是每一位政府经济工作者需要想明白的大问题。

    柳博隽（作者单位：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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