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之辩"其实是"政策之辩"。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既取决于世界经济和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也更大程度取决于此轮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退出"方式和时机

    日前，在国内某高峰论坛上，樊纲和郎咸平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围绕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展开了激烈辩论。樊纲先生认为，当前看，仅用一年时间，各国经济就已企稳，避免了比1929年那次人类历史上最大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大萧条的发生，可以称得上是人类的一次进步。但这不等于就要恢复快速增长，经济零增长和微幅增长都有可能，未来两年内经济处于低位徘徊是可以预期的。因此，目前对于通货膨胀的担忧显然还为时太早。而郎咸平显然相对悲观，他认为依靠基建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发达国家泡沫消费再破可能性较大，当前我国"宽货币、高投资"下的经济体系生病了，未来几个季度中国可能发生比通货膨胀更严重的滞胀(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

    从两位经济学家的论据看，均能自圆其说，也都有历史案例可资借鉴比较。樊纲先生认可非常之时非常之策的干预成效，认为不能对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干预求全责备，而郎咸平教授则从可持续的角度批评了当前政策干预的巨大负面作用。一位非常悲观，一位相对乐观，结论也截然相反。这种认识差异，笔者分析来自于三方面：一是对这场前无古人的经济危机的认识差异。非常的危机形势，使得大家的判断多了许多不确定，谁也难以准确估计和判断当前各国集体救"市"的行动的作用有多大，后果有多严重，也进而难以预测未来趋势的走向。许多学者的判断，都来自于过去发生的经验，对当前这场危机的本身认识则显得不够深入。

    二是政府经济干预的不完美性。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本就是一对难解难分、厮缠已久的矛盾。当危机来临时，各国高举"凯恩斯主义大旗"，政府主导性投资有力撬起了不足的需求，经济应声而起的效果也确实令人振奋。但冷静思考，各国普遍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国内半年7.37万亿的天量新增信贷，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不能不让人担心"通胀"问题。对现在看来似蜜、很可能似洪水泛滥的流动性，有经济学家就调侃，通胀只差"肉价"了。

    三是实体经济到底有多冷存在分歧。虽然二季度以来的数据明显好于一季度和去年四季度，但工业增长与用电量反向波动、出口大幅下滑与企业生产恢复、经济增长与就业问题等数据间的矛盾，让人难以判断这个有着"阴阳"两面的经济体到底是要热起来，还是继续冷。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市，在政策面未发生改变，中央高层不断"喊话"保持政策持续性的背景下，近期依然出现大幅波动就说明了市场的信心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坚定。

    应该说，樊纲先生和郎咸平教授的"通胀之辩"是当前判断经济形势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一认识，决定着未来政策的走向，也将对实体经济造成重大影响。未来是继续"宽货币、保增长"，还是提前准备"紧政策、防通胀"，在当前条件下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决策层都难以断言。当前之宽松货币政策有"骑虎难下"的"苦衷"。若收紧，不仅经济增长可能迅速下调，同时前期"大干快上"的投资难以得到充足资金保证，很可能给银行体系带来巨大不良资产，加大金融系统风险发生的可能。但若继续保持目前的"适度"宽松，按上半年速度，全年将有近十万亿元的新增货币（占我国GDP1/3）。巨大的流动性必然助推资产价格泡沫膨胀，通胀转眼就至。既要保增长，又要防通胀，矛盾的多目标调控的难度可想而知。

    近期温家宝总理多次表示，要保持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但正如郎咸平所警告的，"我们看到的增长，都是钢筋、水泥推起来的，根本就不是企业的实际增长"。必须清醒的看到，国内消费一日不有效启动，我国经济体系循环的方式一天不改变，我们就难以依靠投资来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日渐突出的财政收支矛盾也就难以保证政策持续的"含金量"。众所周知，投资的不稳定性历来就是我国经济的最大波动源，"一松就热、一紧就冷"的宿命很有可能重演。虽然如樊纲先生所说，国际经济不至于出现的第二轮危机，但政策措施不当，国内经济却难逃"二次探底"。

    总之，"通胀之辩"其实是"政策之辩"。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既取决于世界经济和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也更大程度取决于此轮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退出"方式和时机，这对决策层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考验。因为，那既可能是一次经济危机政府干预史中的伟大成功，也可能是引起经济大幅波动的一场"噩梦"。

    潘毅刚（作者单位：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预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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