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26日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将受贿罪的适用范围从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向两个方向作了扩展，一是扩大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及与其关系密切的人，二是扩大到离职后的国家工作人员。这些变动标志着，在现实生活中愈演愈烈的“影响力交易”，将面临刑法的惩治。

    “身边人”串起腐败链

    “从查处的案件情况和反腐败工作的实际需要看，领导干部‘身边人’参与作案，已经成为当前腐败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2008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文显在全国人代会上的一番论断，引发舆论热议。

    诚如张文显所言，近些年曝光的李嘉廷、刘方仁、石兆彬、慕绥新、麦崇楷、程维高、郑筱萸等诸多高官腐败案，其配偶、子女、情人、秘书乃至司机等“身边人”无不掺杂其中，这些“身边人”或借用高官权势游刃商海、暴发横财，或为批条子、揽项目、要官职、走后门等权钱交易牵线搭桥、斡旋促成，或协助腐败官员转移赃物、逃避追查。从许多案例看，腐败已非贪官的“独角戏”，其“身边人”俨然已是共谋与主角。

    以云南巨贪李嘉廷为例。李嘉廷主政云南、担任省长期间，其小儿子李勃也成了云南商界呼风唤雨的人物，别人难以申请的银行贷款，对李勃而言就像从自家钱柜取钱，只要发现哪个行业最赚钱，李勃就会带着巨额银行贷款扑将过去。李勃更重要的角色是充任腐败交易的“二传手”。香港和云南的两家公司向李氏父子行贿请托时，均由李勃出面接收钱物，父亲李嘉廷则躲在幕后为行贿者提供帮助、兑现交易。据法院查明，李嘉廷单独或伙同李勃收受的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810万余元，其中李氏父子共同收受的部分就高达1550万余元。在李嘉廷案中，其情人徐福英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角色。凭借李嘉廷的鼎力相助，徐福英的公司不仅免除了资金匮乏之忧，还能捞到竞争激烈的大工程。最典型的一例是，李嘉廷为取悦情人，慷慨批示财政部门将300万元国家资金“借”给徐福英还债。直到案发后，这个由高官、儿子、情人组成的腐败联盟才崩溃。最终，李嘉廷被判死缓，李勃被判15年有期徒刑，徐福英被判4年有期徒刑。

    有关部门分析上千例腐败案件后发现，在大多数男性贪官的背后，总有贪妻或情妇推波助澜，甚至是多名“关系亲密”的女人参与其间。另有统计表明，被查处的贪官有95%以上养有情妇，其中不少情妇是腐败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而中纪委有关官员则披露，目前查处的受贿案中，70%的案件是由官员家眷甚至情妇收受贿赂。

    更富“传奇”色彩的一则故事是，因贪腐被处死刑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伏法后，竟有人假冒是“胡长清的干儿子”，号称“有背景，有项目”，骗取了近50万元巨额资金。死去的贪官居然还有如此“影响力”，令人哭笑不得之余，亦为之深思。

    清朝官员张玮曾言：“为清官甚难！必妻子奴仆皆肯为清官，而后清官可为，不然则败其守矣。”这一古训至今仍切中时弊，无论是“前台唱戏后台收钱”的“贪内助”，还是从权色交易转向权钱交易的情人，无论是仰仗老子权势发财致富的现代衙内，还是与上级“荣辱与共”、分享权力的腐败秘书，实际上都应验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规律，反映了公共权力私密化、家族化的危险趋势。而与“单打独斗”式的腐败相比，由腐败官员与“身边人”共同结成的利益同盟和“寻租”链条，不仅腐败规模更加庞大，对公共利益的侵蚀更加严重，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反腐的难度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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