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6月26日电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体现的文化意识，是一种超越一时一地具体经济政治问题的远虑，它与长治久安、造福万代的执政理念连在一起，与延续中华民族斯文与道统的历史感连在一起，与谋求人类完善和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连在一起。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体现的文化立场是：一方面我们必须向资本主义学习现代文化，必须参与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现代进程，这一点我们不能动摇；另一方面，既然文化是一切制度与行为的基础，我们就必须申明，我们所主张的现代文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化。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使我们党在文化生产上肩负着双重使命。其一，作为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政党，我们需要强大的意识形态，需要拥有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凝聚党员、动员人民，才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引领社会潮流；其二，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执政党，我们要稳妥而又积极地改革文化管理体制，增进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　

　　江泽民同志指出党只要始终成为“三个代表”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其中之一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将党的前途命运与文化联系起来，这是大有新意和深意的。这标志着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自觉，标志着党的文化使命感的增强，也标志着党的执政思想的成熟，显示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以文明为己任的开阔胸襟，令人振奋。文化意识是一种超越一时一地具体经济政治问题的远虑，它与长治久安、造福万代的执政理念连在一起，与延续中华民族斯文与道统的历史感连在一起，与谋求人类完善和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连在一起。回顾历史，审度现实，我们对“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命题有着深切的共鸣。

　　一、文化的现代导向

　　在广义的概念中，“文化”既是一种精神价值体系，又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相对封闭的存在状态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所打破。西方列强与中国的战争既是一场军事战争，又是一场文化战争。中国人在痛苦而屈辱的失败中认识到了工业文明与现代文化的力量与价值，西学自此开始被先进的中国人所自觉接受。中国人是从两个角度肯定并接受西学也即现代文化的。其一是认识到了不接受现代文化就要亡国灭种，学习西方的技术、经济、价值与制度是抵抗并战胜它们的唯一途径。当时所说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包含着这个意思。其二是逐渐认识到了西学所代表的工业文明与现代文化具有先进性，体现了历史的进步，是中国所应该选择的方向。就是在这种背景与思路之下中国文化开始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艰难转型。

　　在这场文化转型中，早期的先行者如康有为、严复所持的是一种文化改良主义态度，他们试图在不放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帜——儒家、不取消传统文化的政治载体——帝制的条件下容纳西学，完成中国文化的内部更新。但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与辛亥革命的爆发，这种文化改良主义逐渐失去了立足之地。尔后出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次运动即是以彻底抛弃旧的传统文化为宗旨的。

　　在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民主革命中，我党始终不渝地坚持着现代文化的方向，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并同国民党复古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帝国主义在中国往往成为封建主义的帮凶；他们凭借现代文明侵略中国，但他们却不愿中国走向现代化，他们希望中国保持封建文化、保持落后状态，永远沦为供其掠夺的殖民地。国民党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复古派也极力诋毁“五四”，大肆主张尊孔读经，宣扬封建伦理。蒋介石的著作《中国之命运》集中表达了这种思想。在斗争中我党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的复古主义，捍卫了“五四”的文化方向，表现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进步性与生命力。

　　在坚持文化的现代性的同时，我党还坚持现代文化的民族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在这种背景与思路下我党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化立场，指明了现代新文化的方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党仍坚持文化的现代立场，推进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文明，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使民主、平等等现代观念深入到了社会最基层，使历来封建程度最深的中国农村纳入了现代国家的制度框架之中。我党移风易俗、破旧立新，使人民日常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价值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建国后我党也曾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犯过从局部性到全局性、从短时段到长时段的“左”的错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党追求现代化的愿望太迫切了，以至于想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最终反而走到了现代化的对立面。“文化大革命”之后，党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方针，带领中国重新回到国际社会，回到了现代文明的主潮流，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文化导向更加彰显。20年来对市场经济的建构，对民主政治与法制的追求，对信息时代的认识，对知识经济的倡导，都表现了我党追随历史脚步的旺盛的文化活力。

　　二、文化的社会主义立场

　　毋庸讳言，人类的现代化是首先在资本主义的手中实现的，而且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拥有对现代化的巨大推动能力。作为东方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在追求现代化时就面临着双重责任。一方面我们必须向资本主义学习现代文化，必须参与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现代进程，这一点我们不能动摇。这是因为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历史观中，资本主义及其所创造的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前提与基础，社会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也是它优秀遗产的继承人。即使我们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建成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要使社会主义进入发达阶段也还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同时，作为执政党我们身上还担负着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责任，这种责任要求我们不能自外于当代世界，这是容不得有丝毫的浪漫与幻想的。然而，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我们又必须对占据着力量优势的当代资本主义保持一种疏离与分别、抵抗与斗争，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能忘记、不能丢掉我们的社会主义立场。我们通过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来表达我们作为共产党人的信仰，来捍卫我们作为落后国家的利益。既然文化是一切制度与行为的基础，我们就必须申明，我们所主张的现代文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化。

　　首先，在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格局中，我们必须坚持反对新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及其一系列文化理念。比如“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这种理念看起来冠冕堂皇，好像是在捍卫人权的神圣性，但实际上它背后隐藏着强国可以自由干涉甚至入侵弱国的逻辑，它可以为完全非法的政治与军事行为提供合法性。我们也认为人权是神圣的，但在我们看来主权也同样神圣，而且主权涉及到一个民族及其成员的尊严，它也应是人权的组成部分，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

　　其次，在政治与经济领域我们还要高扬民主与平等的社会主义理想，反对当前资本主义世界越来越凸显的现代专制与两极分化。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统治集团一直以民主、自由自诩，由于他们确实拥有通行的形式民主，所以这些国家中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专制与暴力倾向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在这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和一些进步学者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批判值得我们注意。他们认为，与资本主义生产分工相适应的日益庞大的政府组织，政府与企业日益森严的科层制，由少数专家操纵的、高度专业化的国家决策，无所不在、充满意识形态色彩且又低俗平庸的大众传播，都使人民越来越丧失了应有的权利与自由空间。现代监听、监视与信息控制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具有警察国家的特征，而匪夷所思的军事技术与巨大的军事投入也使其日益显露出军国化倾向。对于这些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现代化的歧途，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有清醒的洞察与充分的警惕。由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示范作用，由于同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共处与竞争的巨大压力，在力量上处于弱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种重蹈其旧辙的可能倾向，这就要求执政的共产党在领导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以百倍的努力来守卫自己的理想。我们要不断重温社会主义运动追求民主、自由、正义与公平的初衷，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革与制度创新，学习应该学习的，而抛弃应该抛弃的，为人类探索一种更加美好的现代前景。

　　第三，在日常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层面上，我们要反对资本主义对人的丰富性的剥夺及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挤压，反对无限的物质消费追求所导致的人的物化状态。文化批判家马尔库塞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强迫消费”的社会机制所强加给人的“虚假欲望”，所谓“虚假欲望”是指人并非出自本心与喜好而仅仅是因为时尚与风气的强迫而不得不产生的消费需求，人们不得不为这种并不能带来真正满足与快乐的消费拼命工作直至耗尽生命。人类所积累的无限的生产能力并没有很好地为人所用，并没有真正用来增进人类幸福，反而成为一种控制人的力量。鉴于资本主义在创造现代文明的同时所制造的这种文明疾病，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想，以人类的完善与解放为己任，在改造已有文明的基础上创建更加人性化、更加健康的新文明。

　　三、改善文化生产

　　对于文化生产，我们党肩负着双重使命。其一，作为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政党，我们需要强大的意识形态，需要拥有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凝聚党员、动员人民，才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引领社会潮流。一句话，我们党需要牢牢地掌握文化领导权，而文化领导权是不能仅靠行政权力实现的，仅靠行政权力还往往适得其反；文化领导权所依赖的乃是思想的感召力与文化的魅力。这就要求我党的思想家、理论家、学者与文学艺术家具有充沛的创造力，能创作出第一流的文化成果，在国内乃至国际的思想文化界占据第一流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唤起共产党人热爱文化、珍惜文化的高尚情怀，像列宁所说的那样用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武装自己，以继承并革新人类的优秀文化传统为己任，不孤陋，不自外。我们要同国际国内的思想学术文化界保持充分的交流，在交流中丰富自己、宣传自己，在交流中借鉴并且斗争。思想文化斗争只能靠真理服人。目前，我们的文化创造力亟需加强。像法轮功那样粗鄙不堪的邪教竟能成那么大的气候，这是我们党思想文化界的一个深刻的教训。

　　其二，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执政党，我们要稳妥而又积极地改革文化管理体制，增进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目前，外来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旺销已经对中国的民族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我们对外的文化竞争力不容乐观。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担心沦为美国的“文化殖民地”。从中华文化的前途与命运着眼，我们应该解放我们自己的头脑，放开我们自己的手脚，着眼于民族的文化利益，着眼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