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9月8日电 8月27日下午，世人瞩目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审判长岩田好二在长达44页的一审判决书上首次认定，“当时的731部队等在陆军中央的指令下，将细菌武器应用在实战上，造成诸多当地民众死亡”，但却以“不承认个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为由驳回了180位中国原告要求日本政府承担责任并谢罪赔偿18亿日元的诉讼请求。历时5年之久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一审，就这样以中国原告的败诉结束。面对这一充满矛盾的判决，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原告们愤怒了，千千万万普通中国民众的心被震憾了。8月30日，中国原告再次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作为日军侵华细菌战受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湖南常德也派出了46人的“中国常德侵华日军细菌战原告声援团”赴东京见证这一历史性的审判。在传回国内的各种报道中，我们总能发现一位常德女性的身影——她怀抱受害者遗像的照片被各大媒体转载；她慷慨激昂、振臂高呼的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甚至追着美国的记者要求他采访自己……她就是常德市妇联副主席、党组书记周军红。做事如此“张扬”的周军红平时绝不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人。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的一言一行都是发自内心的，只要有人关心细菌战诉讼，我就愿意说、愿意喊，嗓子喊哑了都没关系。”不论游行示威还是发放传单，只要有任何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对中国人民造成伤害”的机会，她绝不怕出风头。

　　9月4日晚，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这位“不怕出风头”的女性。谈及在日本六天七夜的经历，51岁的周军红话匣子就收不住了……

　　誓讨公道40公斤宣传品扛到日本

　　说起来，我跟侵华日军细菌战还很有渊源。1941年11月，日军在常德上空投了一些破布、烂棉花。那时我舅舅年纪还小，很贪玩，捡了一小块麻袋片带回家。没想到上面带有鼠疫病毒。没几天，我们全家就病倒了。当时感染鼠疫被人知道了是要烧死的，我们全家连夜卷起铺盖躲到了乡下治疗，后来总算逃过了一劫。这些都是听妈妈说的，我从小就非常痛恨日本人，暗地里叫他们“鬼子”。侵华日军在常德实施细菌战，15000多名平民无辜丧生，而这些受害者中间，有一半是妇女儿童。有据可查的常德细菌战的第一个受害者就是12岁的女孩蔡桃儿。我本身是做妇女工作的，所以我总说自己是代表常德450万妇女儿童去日本讨还公道的。个人的和工作上的双重原因，让我义无返顾地投入到了这次行动中。

　　这是一个特殊的出国团，去日本之前就准备了大量绶带、礼帽、胸卡、传单、横幅、小旗子等宣传品，还以常德市妇女联合会的名义起草了《告日本法官的一封信》，总之能想到的东西都带上了，后来一打包，所有宣传品居然有40公斤重！因为资金有限，我们声援团大部分成员都是自费，因此一路上的住宿交通都是怎么简单怎么便宜怎么来。在日本基本上都是坐地铁，吃盒饭，整个团就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68岁的张凤梅大姐很细心，特意从常德带了5公斤豆豉辣椒，一到开饭的时候就每人发一点。大家对食宿怎么安排都毫无怨言，8月27日一整天因为忙于宣传和参加活动，大家都只吃了早饭，却没一个人喊饿。

　　抓阄入场半天鞠躬

　　8月27日是最紧张的一天。匆忙吃了早饭，我们到东京地方法院做宣传。大家把横幅、绶带都装备齐全了，顶着烈日就给路人发传单。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由于日本政府刻意掩盖侵华事实，许多日本年轻人对细菌战并不了解，因此宣传的难度很大。我们都是发一份传单就鞠一个躬，但有的日本人很冷漠地走过，并不接传单。那天晚上，同团的杨亚莉沮丧地告诉我，发了半天传单，她差不多鞠了1000多个躬，却只发出几百份。而日本方面主动帮助我们的也多是些年纪较大、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他们的话很有代表性：“我们支持中国人民打这场官司也是为了自己。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仇恨不是两国领导人握个手就能够解决的，中国强大起来，第一个要算账的就可能是日本，为了中日两国子孙后代的和睦友好，我们的政府应该为所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

　　8月27日下午一点半，审判在东京地方法院103号庭开庭，由于法庭里只能坐120人，所以不得不采取残酷的抓阄的法子来决定谁能进法庭旁听。我们常德团46个人只有19个名额。说实话，当时我们谁都想进法庭目睹这一历史性时刻，所以抓阄的时候大家表情都很神圣。我的手气不好，没抓中。

　　我们被挡在外面边等待结果边做宣传，大约过了不到20分钟，庭审还没完全结束，里面的日本朋友就把“承认细菌战使中国平民死于非命的基本事实，但拒绝谢罪和赔偿”的结果传了出来。一听到这个结果人群立刻激动起来，大家都非常气愤，我当时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带头振臂一声喊：“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谢罪！”大家立刻跟着喊起来，很快一支自发的游行队伍形成了。我们沿着东京地方法院门前的街一路游行过去，大家都抢着领喊口号，群情激愤，这些呼喊都是发自内心的。当时大概有来自不同国家的30多家媒体在采访我们，这让我们真切地感到——尽管历时5年之久的诉讼案一审以中国原告的败诉结束，但我们仍然是胜利者。在铁证面前，日本政府不仅首次承认罪行，而且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声音，中国人民的愤怒之情、爱国之心都通过媒体得到了最广泛的展现。

　　不吐不快三次想“出风头”

　　这次日本之行，一天到晚都是开会、作报告、参加新闻发布会，逢人就说“细菌战”。说起来不好意思，因为有太多的感触想抒发，有3次我硬是狠狠地“激动”了一把，很没面子哦——一次是8月27日的记者招待会，听到一名原告在接受采访时因为过分激动而显得语无伦次，我心里那个急啊，当时就想冲上去对他说：“让我说吧，我保证一个字都不错。”第二次是8月28日参加他们的国内会集会，3次我都举起了手要求上台讲自己的感想，结果他们都没理我(笑)。第三次更没面子，8月29日，有个美国的记者对我们团进行跟踪采访，我几次跑到他面前说：“采访我吧，我代表的是妇女儿童，我想为他们说几句话。”

　　备感欣慰支持来自日本人民

　　尽管我们的宣传受到了一些阻力，但我们还是高兴地看到很多日本人对我们的正义行为都给予了支持。据统计，现在有246个日本律师免费为“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做辩护。我们还认识一位川田悦子女士，她的儿子19岁，因为注射时感染了当年细菌战制造者制造的血浆，染上了艾滋病毒，从此就开始了声讨“侵华日军细菌战”的活动。后来我们参加日本朋友举行的联谊会，他们当场就自发捐款4万日元来支援我们的行动。

　　六天七夜不知银座在何方

　　说起来你不相信，我们在日本呆了六天七夜，却什么地方都没去。早就听说银座是东京最繁华的地方，但我们在东京转了那么久，根本连银座在哪里都不知道。原本在行程里安排了两天半的观光活动，但当宣判结果出来后，我们强烈感受到，时间紧迫，要利用我们在日本的每一分每一秒做宣传。于是，旅游和购物的计划变成了到东京街头游行、发传单、参加各种活动、接受采访、做宣传……每天都是早出晚归，非常辛苦，但大家却谁都没有怨言。回来后我特意算了一下，六天七夜，除了远远看了一眼富士山、花一个小时逛了一个家电商城，其他的东西都是临上飞机前在机场免税店买的，对日本几乎没留下什么印象。很多人说日本是女人的购物天堂，作为女人没能哪怕是看一眼购物天堂的盛景，我的确有些遗憾。但作为声援团的成员，我为千千万万的细菌战受害者做了很多事情，我觉得非常骄傲。

　　绝不洗手要为日本人准备一个谢罪的地方

　　在日本，我们去的惟一称得上是景点的地方就是靖国神社。但以我们的身份和心境却又实在很难将这个地方当成景点去游玩。当时我们还就是否应该去靖国神社的问题展开过争论，最后决定还是去，抱着了解日本历史的态度，抱着去宣传战争真相的态度。但我们必须遵守这些纪律——谁也不准参拜，谁也不准在代表圣洁的洗手池洗手，谁也不准看馆内反复播放的日军侵华录像，谁也不准照相……8月31日上午，踏上归途之前，我们走入了靖国神社。当看到那些满是弹孔的加农炮、榴弹炮，看到它们曾在中国土地上“嚣张”的记录；当看到日本人虔诚地洗手、虔诚地参拜那些我们眼中的战犯、他们眼中的民族英雄时，我们再次感到了耻辱和愤怒。

　　归途中，我就强烈地觉得，这次审判还没完，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讨回公道的路还很长。回来后除了继续不停地做宣传、做报告外，我们正在积极策划成立一个基金会，募集一些专用资金以方便声援团开展活动。作为常德市人大代表，我还将建议在常德市建一座碑，用以永久纪念那些在细菌战中丧生的无辜平民，同时，也为日本人在常德准备一个谢罪的地方。至于我自己，不管以后是不是还在妇联工作，不管是不是退休，我都将继续为中日友好服务，将这场官司打到底，直到日本同意谢罪赔款为止。（据《红网》/肖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