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9月4日电 9月2日，身心俱疲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原告团团长王选在北京对本报记者透露：“日本法院已经认定了原告举证的全部事实。这是有良知的日本法官做出的正义决定，并给日本政府造成相当大的被动。这为中国原告进一步上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原告已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中国原告律师团正在进行精心的准备。”

　　同日，王选等人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了“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情况报告会”。57前的同一日，日本政府代表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订二战投降书。遗憾的是，57年后的今天，日本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民族仍然游离于国际公义之外。

　　尽管日本政府拒不认罪、尽管这个判决本身存在着矛盾、尽管法院在判决书上大玩文字游戏，但在判决书字里行间仍然能清楚地看出其对原告举证的认定。比如，判决书第29页上说：“本案事实的认定，由于涉及到多方面复杂的历史事实，为使本案的审判经得起历史的验证，我们不得不等待历史学、医学、流行病学、文化人类学等有关各科学领域进一步研究的结果。”

　　如果日本法院真的等到了这些结果，那么，180名中国原告代表早已化为泥土八辈子了。不过，那位“有良知的”判官又顺便写道：“但是，尽管存在种种的限制与问题，本裁判所在对本案的各项证据进行认定的基础上，还是能够认定本案存在以下事实。”比如，法官认定了“731部队”、“1644部队”等的犯罪事实，认定日军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认定日军的行为违反了人类道德、认定日军细菌战给中国带来了伤害，而且伤害极其惨重……

　　现在看来，日本法院的判决至少存在两个最根本的矛盾：第一，承认犯罪事实而拒不道歉和赔偿，矛盾！第二，日本当局几十年来都不承认细菌战犯罪事实，法院的这一判决使得日本政府立场尴尬，矛盾！不过，在所有这类判决全都是“政治判决”的情势下，人们应该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测日本法院和日本政府在这类案件背后面临的国内外巨大压力。

　　而日本当局面临的压力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与细菌战有关的问题已经有日本国会议员向日本外务省、防卫厅和厚生省提出质疑。这些官僚机构的官员的反应十分难堪。比如，原“731部队”的骨干战犯们曾用细菌战技术在战后成立商业机构牟取暴利，但他们已被查出有严重问题，而遭到国会的质疑；第二，以王选为首的细菌战官司所带来的浩大声势已经通过日本国内和国外的两个渠道传到日本民众和当局那里。还有，“9·11”后，日本社会已广泛认识到恐怖主义的可怕，特别是对现代生物武器异常恐惧。说白了，如果在日本出现实施生物武器的“本·拉登”，这对日本来说是灾难性的。这正是日本难言之隐的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压力虽勉强让日本承认事实，但尚不足以让日本公开道歉和赔偿。即使如此，日本法院的事实认定对原告来说也“非常重要”。因为事实的认定，尤其是事实中的因果关系的认定是极其困难的，日本法院的判决无疑给中国原告在将来主张权利时有了事实基础，这将使得中国原告更加理直气壮。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原告在举证上的艰难超乎想象。据悉，在细菌战官司刚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很多所谓的正儿八经的机构对原告的举证根本就不予以认定和公证，因此，直到今天，中国原告在日本的举证几乎全部是口头的。尽管日本法院和法律系统存在诸多虚伪，即使如此，这样的事实认定对中国原告来说也非常珍贵。

　　日本法院的判决是在遭到前所未有的国际国内压力下、在久拖未决的情况下做出的。人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法官只是把日本以前掩盖的问题亮了出来，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而是把问题交给了日本政府和日本公众。

　　据消息人士向本报透露，日本当局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包括细菌战官司在内的所有对日索赔官司“都必须通过更高层次的方法才能解决”。这个“更高层次”就是说，这类问题要么通过新的立法加以解决，要么通过政治途径加以解决。很显然，在这两个层次上，来自草根阶层的王选是无能为力的。（据《中国青年报》/陈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