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9月3日电 8月27号，日本东京时间12点30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请求谢罪赔偿一案终于做出了一审判决。一审判决结果：中国受害者败诉。

　　仅仅是几分钟，大家便知道了结果；也仅仅是几分钟，消息便传回了国内，也传遍了世界。

　　短短的几分钟，决出了这场诉讼第一回合的胜与败。然而，对于这些受害者，对于原告方，为这场诉讼，他们所走过的却是漫长而艰辛的七年。

　　■1997年8月，180名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第一次起诉。

　　1999年12月，另72名中国受害者也提起诉讼。

　　这两批原告共180名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分别来自中国浙江的衢州市、宁波市、义乌市、东阳市、崇山村、塔下州、江山市和湖南省常德市八个地方。这些地方均是当年细菌战的受害地。

　　180名原告：当年细菌战的幸存者；已故受害者的亲属——180名中国受害者组成了本次诉讼的原告团，一位普通的中国女性担任了原告团的团长，她曾是一名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但同时，她更是一名细菌战受害者的亲属。1942年，她有8位亲人死于日军发动的细菌战中， 她的名字叫王选。

　　■王选，本次诉讼中国原告团团长。 8月6日生于上海，祖籍浙江义乌 （细菌战受害地之一）。1995年起开始到义乌崇山村等细菌战受害地进行情况调查并研究学习细菌战历史事实至今。由于战败后731部队销毁了大量罪证。因此，7年来，王选和她的伙伴们在进行调查取证工作时异常艰苦。她们多次深入民间，多次往来于中日两地，寻找当年的幸存者、见证人，还有731部队的原队员。与王选并肩工作的还包括原告律师团的成员以及一些日本和平反战人士。

　　■230名日本律师组成了原告律师团，前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任团长。诉讼期间，律师团共向法院共提供485件证据，提交了337页的最终文书。原告方经过调查取证后，依据海牙条约、中国民法、日本民法等有关法律条款，向被告日本政府提出主张，要求日本政府向原告谢罪道歉并向每名原告赔偿1000万日元的损失。

　　从1998年至2001年，东京地方法院共开庭27次，18名证人出庭作证。其中包括原731细菌部队士兵筱冢良雄，航空班飞行员松本正一。

　　■针对原告的起诉，被告方日本政府代表答辩称：

　　第一：海牙条约没有规定受害者可以向侵略国请求赔偿的权利；

　　第二：依据战前日本宪法中的国家无答责的原则，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根据日本民法，原告起诉超过了20年的诉讼期限，因此，丧失赔偿请求权。

　　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依据“国家无答责”原则等，一审判决中国受害者败诉。

　　原告说，他们提起诉讼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赔偿，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诉讼，能够让更多的日本公众来了解日军在细菌战当中所犯下的罪行，那么这部分的目的现在通过诉讼我们达到了多少呢？

　　连线中国原告团的团长王选

　　记者：这次法庭虽然判我们败诉，但是是首次公开承认了日军731部队在中国实施过细菌战，你对此有什么感想？

　　王：我觉得这个判决首先对原告方面来说，对于我们在诉讼中提出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的事实做了非常详尽的全面地认定，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因为任何在法律上的，关于权力和责任，还有义务的争执都必须是以事实为基础，而且从今往后都会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既然是向法官所定义的那样在判决中，细菌战是违反国际法的，是严重违反人道的，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是极其惨重的，为什么按照法律，日本政府就不需要谢罪，也不需要赔偿，那不是很荒唐吗？所以，只要了解这个判决内容，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对事实的认定同时也说明日本的政府的责任的存在，至于赔偿，我们提出的请求是不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得到了满足，或者得到承认，我觉得这是时间的问题。将来中国的受害者，细菌战的受害者，根据这些事实，对自己的权力提出主张的话，我们的立场就有说服力。

　　记者：你们在审判之前，这次审判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赔偿，更多的是通过审判让公众来了解这个日本在细菌战当中所犯下的罪行的这个事实。你觉得这点达到了吗？

　　王：因为细菌战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战争犯罪之一，这么一个严重的战争犯罪被掩盖了50年，在日本历史事实一直是遭到否定的，直到最近为止，日本的历史叫做新教科书编篡会的一个学者还说，现在没有资料证明是有细菌战的。上次我们到外务省去了一个请愿书，当时外务省接到的时候说，根据战乱的研究，没有细菌战的资料。 王：这个事实认定会使许多日本人能够相信，确实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记者：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这次诉讼当中是败诉了，但是我们仍然朝我们的目标迈进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王：对，不仅仅是中国的原告在这方面迈出重要一步，日本的和平运动也取得了一个重大的成果。日本的许多学者，包括科学家，很有学术地位的科学家、历史学家，他们都在这个受害的事实上、加害的行为上，给我们做出了证词、鉴定，这也使得今天法官能够在对这个事实认定问题上，最后对事实进行全面的认定，我觉得日本的研究者，还有日本的市民的支持，还有战后一直以来，日本有一大批人一直在不断地揭露细菌战的犯罪，一直不断地在寻找证据，一直不断地在做研究，所积累的成果，他们的努力在这个判决中确实体现出意义来了。

　　连线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团的团长土屋公献先生——日本法庭以国家无答则为理由，驳回了原告的赔偿请求，在法理上这点是否可能被突破呢？

　　记者：土屋先生，我们现在看到法庭的判决当中，它是用了国家无答则这个理由来判中方败诉，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过程无答则？

　　土屋：就是作为国家权力这么一个行为，在过去战前的理论，法学理论来说，国家是不负责任的。就具体裁判上，还有学术上，这种理论是比较盛行的。但是具体的法律条文上并不是有这么一个具体的规定。

　　记者：既然依据的是二战以前的理论，那现在为什么到几十年以后的判决还要根据战前的理论来做？

　　土屋：我们也觉得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当然，如果有具体的法律条文的话，我们也没有话可说，但是没有这个具体的法律，也只不过是一个法学理论上的一种解释而已，为什么要套到现在这些事例呢？

　　记者：所以您觉得这个判决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土屋：我们觉得在理论上，他们那种做法是错误的。

　　记者：您觉得的法庭做出这样一个判决，是否也受到了来自于政府的某些压力？

　　土屋：我觉得日本的法庭都是力争跟着政府的想法走。

　　记者：为什么在日本这样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司法不能够有自己的一个有勇气的想法呢？

　　土屋：这确实是一个悲剧，我们这些人也是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或者揭露这个问题。既然是三权分立的话，那么政府应该是按照这么一个原则处理问题。可是，很多判决来说，都是迎合了政府的一种想法，这种情况比较多。因为这个高法跟其它下级的法庭在法官上都有上下级的关系，所以，像所谓的三权分立完全是一种一纸空文，实际上完全从属于政府。

　　记者：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我们寻求在审判的过程当中来讨回公道是否是不可能的了？

　　土屋：当然，我们本来希望现在的法庭能做出象样的判决，可是很多情况下，往往是事与愿违。

　　记者：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状子告到海牙法庭，或者是其它的国际法庭上呢？

　　土屋：当然，这条道路是存在的。

　　记者：为什么我们不这么做呢？

　　土屋：在当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跟日本的法庭展开一些斗争。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我们也得考虑另外的途径了。

　　记者：那么继续和日本的法庭展开这样的斗争，您觉得可能的胜算在哪里？

　　土屋：在下级的一些法庭，有些勇气，有正义感的法官们也做出了一些好的判决。这些人越来越多，其他一些法官也会被他们鼓舞。而且我们相信会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才展开了这么一些诉讼。

　　记者：根据您的判断，您觉得这样有勇气的人会有多少？

　　土屋：我们觉得他的数量在不断地增加。

　　记者：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土屋：我觉得完全应该上诉。我们希望日本的媒体也能够响应我们，然后对政府增加他们的影响等等。

　　记者：但是这次日本的法庭已经承认了关于细菌战的事实，您觉得这是一个胜利吗？

　　土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么一个级别的法庭，承认了这么一个事实，也就意味着国家承认了这个事实，将来包括国会，包括政府机构的干部，就不能发表一些与此相违背的一些言论，有这么一个意义。

　　记者：这是否对我们的下一次的上诉会更加有利？

　　土屋：当然，所以我们要继续展开斗争。

　　记者：但是我想到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因为我看到本次出庭的一些证人，包括原告，他们的岁数已经相当大了，也许在未来持续的诉讼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证人会越来越少，有没有考虑到这个不利的因素？

　　土屋：因为我们已经有充分的证据，我们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调查，这是没法推翻的。很多被害者一个一个都离开人世了，去世了，所以我们是十分希望在他们有生之年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我想您作为一个日本人，在免费地为这些中国的受害者打官司，能说说您的想法吗？

　　土屋：我们作为一个日本人，日本过去所犯的错误，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为跟亚洲各族人民建立友谊，我们不能保持沉默。我们绝不容忍日本政府继续采取现在这种做法跟态度，这是我们法律家的责无旁贷的一种义务，我们是一定要做的。

　　这场审判之所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它审判的是人类历史上最最残虐的行为，因此，诉讼本身的意义已经超过了法庭、国界和时代，为此而努力的人们，他们维护的不仅仅是受害者的权益，更多的是人类的尊严，他们揭露的不仅仅是历史上细菌战的罪恶，更多的是在维护人类社会的和平与正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一个爱好和平的人都会是诉讼的支持者。（据《央视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