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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浙江频道8月26日电 王选１９５２年８月６日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从小就听父亲讲述细菌战给家乡带来的灾难。
１９８７年去日本留学，１９９５年８月，与几位去崇山村调查细菌战受害情况的当年日军官兵的后代“命运般地相会”，从此，同他们一起进行受害情况调查，并研究学习细菌战历史。１９９７年８月１１日，代表宁波、义乌、常德等６个地区的细菌战受害者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并谢罪。
作为一名外国语教育专业的留日学生，却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投入一场“注定打不赢”的官司。王选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
记：在日本读书时，你对自己的将来有什么打算
王：本来我想先去美国留学，我比较喜欢国际关系、外交史，因为没有拿到签证，就考了日本的研究生，硕士学位学完后，这个专业没有博士学位，我就没有志向了。
于是我在日本社会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我的指导教师叫我到美国去读书，但是我丈夫在日本，不想一个人到美国，而且我真的是很累了。我又读书又打工的。
记：当时你４０岁了，有没有想过要享受
王：享受什么我觉得享受不是人生，又不是猪狗，有什么好享受的。我觉得人就是要不断进步，如果你有了进步，那就是享受。
记：你是从１９９５年开始参与细菌战调查的，有人称之为“命运的相遇”。
王：１９９５年８月，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在中国召开了第一届有关７３１部队的国际研讨会。报纸上还提到了两个到崇山村调查的日本人的名字。我看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就跟他们联系。在电话里，我说我是崇山村的子孙，我要参加他们的调查活动。我说这是我的义务，我将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帮助他们。他们说要来见我，谈一谈。
我到车站去接他们，我看到他们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到日本来留学，为什么要学习日本文化，拼命了解日本社会。我觉得我找到了全部意义。
记：你们谈了什么
王：谈了对战争的看法。我对其中一个日本人说：“像你们这样的人大概一百万日本人里才有一个吧。”我到日本这么多年，第一次跟日本人谈论战争问题。以前从来没有日本人跟我讲这些。
记：后来你就跟他们一起调查……
王：说心里话，日本人去调查我肯定要参加，我怕中国农民上他们的当。这当然不是对日本朋友不尊重，日本人比我还要诚实，一开始就说“我们总要跟你谈一谈再说”，其实也是对我不信任。这也没什么，两个打过仗的国家嘛。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信任还要多一点，尽管我们是受害国家。中国人比较善良、好客，日本人比较压抑，我对日本人是很同情的。
记：你对个体的日本人好像很有感情。
王：我在日本呆那么多年，我有很多朋友，我教过好多小孩，朋友对我也很好，不可能没有感情，大家都是人。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场战争日本给中国人的感情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所以很容易对日本整个民族产生反感。战争创伤的存在影响到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没有比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更能增进中日友好的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拖着，就像癌症一样。说实在的，没完没了地跟日本人讲南京大屠杀，自己都感到烦。谁愿意讲啊这些不愉快的东西都不愿讲。可是这些战争遗留问题要解决，要让它真正成为历史，就得做这些事情。日本政府没有诚意解决，所以我们现在打官司要从零开始做，还要教育日本民族。
记：你做这件事已经四五年了，觉不觉得累
王：我不会感到累。我本身已经成为这个事业的一部分了，只要这个事业在发展，我就不会感到累。
记：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王：我根本就不是理想主义者，我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明明有这么大的利益不去争，还要坐在那里袖手旁观麻木不仁。如果这样只能说明我们落后。一是没有眼光，二是没有能力。
记：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力量很微弱
王：怎么会是微弱的呢正义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除非别人都麻木不仁，那我也没办法。但这只是时间问题，支持的力量会越来越多。
记：你会一直做下去吗
王：这件事不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来做，接班人自然涌现出来。中国人里会有很多后来人，我还不是莫名其妙涌现出来的我又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这是大家的事，不只属于我个人。要是有人比我做得好，那我当然退下来，去做一些我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据《光与影》/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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