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湖南频道电（记者丁文杰　常德日报记者刘雅玲 金林鹏 ） ６０年前的一个冬天，湘西北洞庭湖区美丽富饶的常德城上空大雾弥漫，一架日军轻型飞机突然飞临，城内立即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老百姓纷纷扶老携幼，慌乱地四处逃散。出人意料的是，这架飞机并没有象往常一样投掷炸弹，而是撒下了一些破布、烂棉花、谷麦、黄豆等。
　　然而，灾难就这样降临到常德人的头上。１１月１２日，也就是这架飞机离去的第８天，家住在关庙街的１２岁女孩蔡桃儿突然高烧，送到城内广德医院急救，当时的谭学华院长和汪正宇检验师确诊为鼠疫，１３日上午，小蔡心力衰竭，悲惨死去。

　　蔡玉珍，女，２７岁，家住常青街，１１日发烧，１３日死亡。紧接着第三例、第四例、第五例......常德城暴死者越来越多，东家刚发丧，西家又哭灵，全城谈鼠疫色变，陷入一片死亡恐怖的笼罩之中。１１月２４日，中国红十字总会检验学组主任、细菌专家陈文贵奉命前来调查，通过对死者解剖化验，最后作出权威结论：１１月４日日机投掷鼠疫蚤，导致常德鼠疫流行。

　　几十年以后，当时日本７３１部队大本营参谋部作战科科员井本雄男的２３册战时日记被发现，其中清楚地记载着：“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４日，７３１部队航空班的增田美保操纵九七式轻型轰炸机５点３０分从江南南昌机场起飞，６点３０分到达常德，从常德上空不到１０００米的高度空投带鼠疫的跳蚤３６公斤。同时投入的还有保护跳蚤的棉花、谷物等。投放时有一侧撒布器开盖不充分，只好将整个容器连笼子投在西洞庭湖上。”

　　整整６０个春秋过去了，然而，６７岁的受害者家属何英珍依然清楚地记得“飞机象大鸟一样地过来，叫得好害怕”，两鬓斑白的徐万智“经常从梦中惊醒，呼吸急促”，那场灾难并没有和岁月一起流逝。１９９７年受害者家属把日本政府推向法庭被告席的时候，上万名受害者已经长眠半个多世纪了，或许可以告慰的是，他们的亲人终于可以声讨、谴责、控诉、愤怒，然而这场官司注定又是那么的漫长而又艰难。
　　　　　　　　　　　
　　　　　　　　　　　　　　　“我的陈述意见”　　

　　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３日下午３点，日本东京地方法院３号法庭，一名叫李安谷的常德受害者家属做了如下陈述。而这样血淋淋的悲惨故事在常德有１万多个。　　　　

　　我叫李安谷，今年６５岁，是侵华日军７３１部队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原告代表。现住在中国湖南省桃源县马宗岭乡吉安湾村。

　　我没有多少文化，因为家里穷，无钱供我念书。我家穷困的直接原因是日本７３１部队在常德撒播鼠疫细菌，亲人惨死，幸福和睦的大家庭从此衰败，沦为赤贫。

　　那是１９４１年１１月，侵华日军７３１部队在中国湖南常德城撒播了鼠疫细菌，鼠疫首先在常德城流行。１９４２年５月６日，我爷爷李佑生从桃源李家湾去常德做猪生意，染上了鼠疫，回到家中便头痛发烧，时冷时热，腹股沟淋巴结肿胀疼痛，一家人慌了神，不知他的了什么怪病，四处去抓药，可是不久爷爷病情加剧，全身出现紫色斑块，嘴里吐着血沫，在５月１０日悲惨死去。

　　我们一家人抱着爷爷哭成一团，这时候都不知道爷爷是个肺鼠疫患者，死时吐出的血沫中带有鼠疫细菌，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开始降临到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庭。

　　就在为我爷爷出葬的时候，我们伯爷爷李耀金一头栽在地下。丧夫抬出去一个死了的爷爷，又抬回一个半死的伯爷爷，伯爷爷与爷爷的症状一模一样，由低烧转为高烧，病危时全身青紫，口里吐血沫。５月１３日发病，１５日凌晨就死了。

　　伯爷爷刚死，诵经的道士还在念经，５月１９日我的奶奶又死了，我奶奶刚穿好寿衣，我的伯奶奶朱菊英和她的儿子—，我的叔伯伯父李中桃在５月２０日同一天死去。５月２１日一天内我家又有４位亲人悲惨死去：

　　我大叔叔李新阶，我小叔叔李惠阶，我的姑妈李春香，我堂叔李元成。

　　随后死亡的是：我的叔伯姑母李月英，婶娘覃凤仙（李新阶之妻），堂叔姑曾祖母李福英（李耀金的姑妈），叔伯姑祖母李玉姑（李耀金的姐姐），堂叔李宗运，亲翁祖母胡月英（姑妈李春香的婆婆），叔父李惠阶的好友向国恒。

　　半个月内我家族共１５人外加向国恒都因感染鼠疫死去。那时李家湾天天哭丧，后来，常德防疫处派来医疗队，经过疫情检验和鉴定，我们才知道是我爷爷从常德带回了鼠疫细菌葬送了我一家族１５口的生命。

　　侵华日军７３１部队实施的鼠疫细菌战，害得我们家破人亡，我的两个叔叔婶婶死后，两个不满周岁的儿子李安清、李安儒成了孤儿，向国恒死后不满周岁的幼女成了孤儿，生活无依无靠，只得由亲戚抚养。侵华日军对我家犯下的滔天罪行我家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所有受害的中国家庭子子孙孙都不会忘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人民翻身了，再也不受别人的欺侮了，我们的祖国正日益繁荣昌盛，今天我们有能力面对过去的侵略者，有能力向他们讨还历史的血债了，我在这里向法官、陪审团陈述我家的悲惨历史，就是要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的罪恶事实，还历史的公道和正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善良的民族，我们愿意和日本人民长期友好，和平共处。我们和日本人民中爱好和平的人士团结在一起长期努力，为的就是让所有的中国和日本家庭不再发生象我这样的悲剧。在这里我要感谢日本搞清历史真相调查委员会，感谢他们长期研究调查日军细菌战历史，我感谢日本所有主持公道的律师朋友，感谢他们仗义直言，为维护历史公正所做的一切工作。

　　今天我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犯罪历史事实，并要求日本政府承担犯罪责任，向中国受害者进行公开的谢罪和赔偿。

　　我衷心地希望日本法官们，凭着良心和正义，对７３１部队细菌战一案作出公正的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桃源县马宗岭乡吉安湾村村民　李安谷

　　　　　　　　　　　　　一个７３１老兵的忏悔

　　今年８月３日至５日，细菌战原告团辩护团在杭州西子湖畔召开了一次会议，一份由辩护律师代表签名的《抗议声明》发到了每个与会者手中。来自湖南常德、浙江义乌、江山、衢州、宁波等地的原告操着各自方言纷纷发言，声讨日军犯下的罪行。

　　在一片愤怒的谴责声中，一位瘦小身材的日本老人站了起来，他说：“我是７３１部队实施细菌战的活证，日本政府想美化侵略历史是丧尽天良的。”他沉痛地向与会者讲述６０年前他作为７３１部队的少年兵参与制造细菌武器的罪恶事实。“我叫峳塚良雄，１６岁时作为石井四郎的老乡参加７３１部队。在哈儿滨我先后参加了制造伤寒菌、副伤寒菌、霍乱菌、鼠疫菌、炭疽菌。我们培养出来的细菌用飞机在中国上空投放，让中国人感染上疫病，目的是大量屠杀中国人，这些情况当时我们这些下级士兵都知道。１９４２年１１月开始，我参加了活体解剖实验，用来做实验的大多数是抗日分子。直到今天，我都记得，我最初参加解剖一个中国男人的事情。那是一个头脑清晰具有知识分子风度的人。他已经感染了疫病全身发黑。他用眼光瞪着我，我不敢直视。班长命令我给他洗身体时，我的手直哆嗦。拿手术刀的班付将校向我发出‘快点干’的信号，我就闭着眼睛用刷子洗了他的脸部，当班人员用听诊器听到他的心脏在跳动，解剖就开始了。我按命令取出他的脏器，把事先准备好的洋粉培地（类似防腐剂的东西）涂上去......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对５个中国人进行了活体解剖，班长表扬我说：‘你终于成了一个有用的人。’

　　“我愚蠢地毫无人性地执行命令，犯下极端丑恶的罪行。１９５２年我被中国政府逮捕，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５年，是管理所把我从鬼变成了人，我们渐渐认识了自己的罪恶。管理所实行‘憎恨罪行不憎恨人’的方法，对我们充满温情关爱。当时很多中国人吃不上饭，但管理所却给我们吃肉，有的人说：‘这些东西喂猪还有用，给这些鬼子吃了还杀人。’可是所长却说：‘２０年后你们会看到作用的。１９５６年７月，中国政府宽大赦免了我们，回到日本的１００名战犯除１个人坚持顽固立场外，其余９９人组成了中国回归者联络会，多年来，我们一直从事反战宣传，致力于中日和平友好活动。

　　“战后，日本政府对７３１部队细菌战事实进行了隐瞒，直到现在仍不承认这一历史。我觉得我到死都负有向世界介绍７３１罪恶的责任，所以，我愿意到细菌战审判的法庭上公开作证！”

　　说完，峳塚良雄向坐在对面的中国细菌战受害原告代表深深地低下了头。
　　　
　　　　　　　　　　　日本律师说：“诉讼的意义相当深远”

　　不久前，日本７３１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辩护律师团副团长一濑敬一郎率调查团再次来到常德调查取证。记者借机就诉讼近况采访了一濑律师。

　　记者：细菌战受害案的诉讼已进行了３年多，目前这个官司进展怎样？

　　一濑：细菌战受害案自１９９７年８月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以来，正按照预定的程序进行着。３年多时间里，中国原告由１０８名增加到１８０名，开庭２４次，庭审已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受害陈述和第二阶段的证人调查，已从今年５月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的法庭辩论。从１９９８年２月第一次开庭起，中国原告已分５批在东京法庭作了受害陈述，日本律师也近１０次来中国调查取证。

　　记者：听说在细菌战受害案开庭的同时，还有几十起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案在进行，与这些诉讼相比细菌战受害案诉讼有何特点？

　　一濑：细菌战受害案是第一个采用中国原告直接出庭的对日索赔案。细菌战历史是日本政府想完全隐瞒的历史。细菌战受害案起诉的第一目标是要迫使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历史事实。在第二阶段的庭审中，东京法庭采纳了律师团的要求，同意１４名证人出庭作证（后因１名证人去世。１名证人去美国，只有１２名证人出庭），这是其他诉讼没能做到的事情。这说明事实本身的力量在影响法庭。１２名证人中，有７３１部队航空班的老兵，有研究细菌战历史的学者，有当年的历史见证人，他们都证明了细菌战是侵华日军实施过的战争犯罪。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我们实现第一目标的可能性非常大。

　　记者：您作为一名日本律师给中国人打这场特殊的官司，您对自己的行为有何评价？

　　一濑：日本右翼势力猖獗，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日本从１９８２年的教科书案起，就存在着对历史认识问题的左右偏差。有的人认为当年日本军队是执行天皇命令，他们企图美化半个世纪前日本对亚洲人民的犯罪。１９９７年要求已被国际限制的日本自卫队派往海外，１９９９年日本又通过国旗国歌法案，这一切逐渐煽动了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潮复活。最近又出现了一个很反动的编写教科书组织，他们歪曲事实，美化侵略，不让日本的后代知道历史真相。这不仅令中国人民、亚洲人民愤慨，也令有正义感的日本人民愤怒。在日本，被财团操纵的右翼势力很大，但爱好和平的人民力量也不能忽视，目前在东京开庭的几十起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案大多数都是由日本正义律师代理，而且每一起诉讼背后都有强大的日本左翼社会团体支持。比如说这次同行的后援团、和平资料馆成员都是日本左翼团体。他们都在致力于遏制右翼势力战争意识膨胀活动。日本战后确立了一个《和平宪法》，基本条款就是无论政府态度怎样，日本国民坚决反对战争。所以说，我们坚决地打这场官司不仅是为中国受害者，更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能实现和平宪法所争取的目标。我们希望中日两国真正友好，这种友好必须建立在正确认识历史的基础上。所以说，我们不遗余力地参加细菌战诉讼并为争取日本政府认罪、赔偿不懈努力本身就是对右翼势力的一个沉重打击。我们认为这个诉讼的意义相当深远。

　　　　　　　　　　　　　　　铭记那场灾难

　　９月初的一天，记者来到常德市外事侨务办副主任陈玉芳的办公室，陈自始至终为这场跨国民间诉讼积极奔走，配合日本律师做好调查取证工作。

　　陈玉芳说，在介绍常德细菌战诉讼案起因的时候，不能不想起一位名叫森正孝的日本中学教师。１９７７年日本文部省改写中学课本中关于侵华历史的章节，为了弄清历史真相，他展开大量调查，搜集日本侵华史料。１９８８年，在他自费拍摄录象片《侵略》第二集《南京大屠杀》时，发现了一个叫“荣字１６４４”的日本部队，成为日军当年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疑点。为此，森正孝利用假期到中国的浙江义乌、金华、宁波等地调查，拍摄电视专题片，并在日本发起成立“细菌战调查团”，考虑通过法律途径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讨公道。在浙江调查时，他们听说湖南省常德发生过鼠疫，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在一濑敬一郎律师带领下，日本细菌战调查团来到常德调查受害情况。

　　当时是我负责接待调查团。开始我们都怀着戒备防范的心理与他们接触，担心有阴谋。我们找到鸡鹅巷几位受害家属座谈，调查团成员垂首起立，向他们谢罪，说：“我们的先辈在中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们深感惭愧，我们来常德就是为了弄清这段历史，为受害者讨回历史的公道。”

　　１２月２６日，日本律师再次来到常德，表达了为细菌战受害者免费打官司的意愿，我们当即表示愿意拿起法律武器，讨还半个世纪前的那笔血债。

　　然而，事过境迁，调查工作十分困难，最先我们找到的可以起诉的受害家属仅１４名。１９９７年３月，为了有效组织开展受害情况调查，成立了“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接待室”，１０多名志愿者担任调查取证和资料整理工作。这些志愿者都是离退休老同志，有些并不是受害者家属，在４年的调查中，他们的足迹踏到了１０个县、３０个乡的１５０多个村子，整理出了上万份控诉材料，登记在册的死亡名单有７０００人。

　　有一年酷热的夏季，志愿者孙克富一个人一口气走了１４个村，整整一个月没回家，调查到了３０００名壮丁感染鼠疫，全部扔在荒山野岭的一个破瓦窑内的情况，在当地老人的带领下找到那座几十年都无人敢探视的废瓦窑。在最寒冷的冬天，志愿者刘体云、丁德望、陈唤菊去汉寿洲口侯王村调查，交加的风雨把他们阻隔在侯王渡，好不容易叫来一条无蓬船，船老板担心风太大怕翻船，不让撑伞，他们只好顶风冒雨渡河，上岸后个个浑身湿透，受害者家属十分感动。然而，有些人对志愿者的调查不理解，在接受调查时开口就问能得多少钱？有些人甚至指责他们想靠打官司发财。

　　志愿者的调查有力地支持了律师的工作，同时也再现了当年的悲惨历史，引起了国内史学研究者的关注，他们整理的细菌战受害死亡名册已经存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日本侵略者在常德犯下的滔天罪行终于穿透历史的尘埃，血淋淋地暴露出来。

　　细菌战诉讼官司已经进入到最后判决的关键时刻，今年９月和１１月两次开庭后，预计明年春天一审判决将会有结果。从目前的情况看，一审败诉的可能性相当大，我们认为诉讼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斗争的过程，也是一个揭露、抵制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过程。我们呼吁更多的人来关注这场官司，铭记我们的骨肉同胞遭遇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历史灾难。（完）

常德细菌战背景资料：

资料一，日本律师团骨干成员：

　　土屋公献（团长，曾担任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在日本法律界德高望重）、一濑敬一郎（副团长，东京一濑律师所所长，接受细菌战案以来，基本放弃了其他业务，１９９５年至今，已２１次赴中国调查取证）、鬼束忠则、西村正治、丸井英弘、荻野淳、萱野一树。
资料二，支持诉讼的团体及个人：

日本团体：　　

　　森正孝须导为首的“日本细菌战调查团”（有６００多名教师、医生、律师、学者、艺术家参与）、增团博光为首的“后援团”、筱塚良雄、松本正一等９９名老兵组成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奈须重雄领导的“７３１细菌战审判支援运动委员会”（正筹备一个大型展览　揭露７３１部队罪行）

日本学者：

　　聂莉莉（东京女子大学教授，研究常德受害史）、藤本治（近代史研究者）、松村高夫（研究７３１部队）、近藤昭二（朝日电视台导演，多年做７３１专题）、吉见义明（研究井本日记）、上田倍（立教大学教授，从生态学观点考察细菌战危害）、中村明子（从医学细菌学角度研究鼠疫残酷）

中国学者：

　　辛培林（黑龙江社科院教授）、黄可泰（宁波细菌战受害研究者）、华明轩（衢州细菌战受害研究者）

资料三，双方的依据和证据：

常德最有力的诉讼证据：

　　１、井本日记（井本雄男当年的工作日志）

　　２、常德防疫会议记录档案（当年国民党的记录）

　　３、当年常德广德医院检疫出鼠疫菌的报告

　　４、国民党防疫派员陈文贵、邓一韪等人的报告

　　５、原告陈述

日本律师辩论的法律依据：

　　１、海牙国际法第三条（规定“禁止使用毒物或放毒的武器”，违反规则的“当事者在造成损害时负有赔偿损害的责任”）

　　２、日本民法、“不法行为法”、日本宪法

　　３、公理

日本政府的否定依据：

　　１、海牙国际条约是国与国之间的法律，个人不能向政府要求赔偿

　　２、“国家无答责”原则，即国家对个人不承担法律上的责任

　　３、时效问题，２０年诉讼时效已过

资料四，诉讼时间表：

　　１９９７年８月１１日　　中国１０８名原告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

　　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６日　　第１次开庭　　浙江义乌崇山村３名原告出庭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５日　　第２次开庭　　浙江江山、宁波、衢州的３名原告出庭

　　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３日　　第３次开庭　　湖南常德３名原告出庭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２日　第４次开庭　　提交证据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９日　　第５次开庭　　提交证据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１日　第６次开庭　　提交证据

　　１９９９年２月１５日　　第７次开庭　　提交证据

　　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５日　　第８次开庭　　提交证据

　　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４日　　第９次开庭　　提交证据

　　１９９９年８月３０日　　第１０次开庭　提交证据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４日　　第１１次开庭　提交证据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６日　　第１２次开庭　２名原告旁听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９日　　第２批共７２名原告起诉　２名原告旁听

　　２０００年３月６日　　　第１３次开庭　　

　　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２日　　第１４次开庭

　　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９日　　第１５次开庭　２名原告出庭

　　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１日　　第１６次开庭　决定采用１１名证人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５日　第１７次开庭　３名证人出庭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８日　　第１８次开庭　３名证人出庭

　　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４日　　第１９次开庭　３名中国研究者出庭

　　２００１年２月５日　　　第２０次开庭　２名证人出庭

　　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８日　　第２１次开庭　４名原告和证人出庭

　　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１日　　第２２次开庭　３名原告及证人出庭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１日　　第２３次开庭　法庭辩论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８日　　第２４次开庭　法庭辩论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０日　　第２５次开庭　法庭辩论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９日　第２６次开庭　法庭辩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