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8月23日电 2000年11月15日，东京地方裁判所（法院）103号法庭内，两位在侵华战争中的日本731部队的老兵——77岁的筱冢良雄和80岁的松本正一出庭作证，以自己年轻时在哈尔滨等地亲身参与用人体做细菌试验、用飞机运送细菌等个人经历，首次在日本法庭上证明了731细菌部队的存在。筱冢良雄还把731部队的细菌制造工厂以平面图形式绘制出来，松本正一则把过去的照片在法庭上公开。

　　731老兵和日本学者：我们为什么愿意作证当年的滔天暴行

　　15日上午10时，满头白发的筱冢良雄坐在证人席上，面对法官、律师以及旁听席上众多的听众感慨万分地说：“作为‘731部队’的一员，我参与了细菌生产、细菌武器的开发和制造、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犯下了令人万分厌恶的非人道罪行。为此，我对‘731部队’的牺牲者和中国人民从心底表示深深的谢罪。将‘731部队’的战争罪行向世人告白，这是我终身的责任。”

　　11月15日作证的还有一位立教大学的教授上田信先生（43岁），上田信先生早在南京大学留学时，就深感中国人受害之深，他曾经在细菌战的受害地之一浙江省崇山村进行过深入调查，并就受害情况在法庭上出面作证。

　　老兵们当庭陈述当年经历的恐怖暴行

　　筱冢良雄陈述了他参加731部队的经历。他说，1939年春，在他刚满15岁时，因与731部队队长石井四郎是同乡，出于地缘、血缘关系，千叶县许多人参加了731部队，他自己也是受学校前辈的劝诱填写了志愿。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面时，那位千叶同乡、“731部队”队长石井四郎的话：“你们是石井部队的少年队员。”

　　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进行了短暂的学习后，同年5月，筱冢良雄与其他29名少年队员一起，被送到了中国哈尔滨市郊平房的“731部队”总部。令他惊奇的是，此地戒备森严，入口处立着“未经关东军司令的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的牌子，但却没有写明部队名称。筱冢良雄抵达设在哈尔滨平房的731部队总部时，首先接受的是严格的保密教育，使其至今记忆犹新。其内容有：“这里是特别军事地区”、“即使日军的飞机都不可在此上空飞行”、“不看、不听、不讲，这是本部队铁的纪律”等等。筱冢良雄说，就在这支秘密部队里，他参加了跳蚤的繁殖和细菌的生产工作，大量生产的细菌种类有鼠疫、伤寒、副伤寒、霍乱等。尽管上司刚开始的时候从不说明这些细菌拿到哪里去、做什么用途，但下级队员都知道，生产的细菌被送往南京等地，从飞机上投下，使中国人感染疫病，达到大量杀戮的目的。

　　筱冢良雄说，后来，他就曾多次参加秘密细菌战行动，与其他队员把装在石油罐里的细菌在夜间乘火车运往海拉尔，然后由他人撒入河流的上游，参与了制造“诺蒙汉细菌事件”；他还公开了731部队把大量生产的带有细菌的跳蚤交给731部队的航空班运往南京等地的事实，以及他亲自参与过对5名活人进行鼠疫试验，并对感染鼠疫的活人在无麻醉状态下进行解剖等血淋淋的经历。筱冢良雄说，在“731部队”，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的材料被称为“剥皮圆木”，也就是活生生的人。他说，在总部口字形建筑物里，监禁了许多被日本宪兵和特务机关“特别处理”而送到731部队的中国人，那里也是进行残酷的人体实验和解剖的场所。其目的是通过对活人的实验和解剖，了解自己制造的细菌杀伤力在什么位置以及菌苗与杀伤力的关系等。他清楚记得自己第一次参与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那是1941年11月，一名被注射了鼠疫菌的男性中国人。他说，他一开始还犹犹豫豫，但课长在旁一再催促，他遵照命令将那个仍在呼吸状态的中国人解剖，切下内脏器官放入容器，进行涂抹作业，就这样，筱冢良雄一共杀害了5名中国人。

　　年已八旬的松本正一则是731部队所属的航空兵，这位同样痛感自己罪恶深重的老人不顾年老体衰，前往法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陈述。松本毕业后本来不打算参军，却被教官分配进入关东军特务机构，成为731部队第二部航空班的飞行员。同期的731部队飞行员，或因飞机失事而死，或因不小心感染细菌而丧命，只有他一人活了下来，并把战时的许多照片保存至今，成为重要史料。

　　与参与培养细菌、直接做人体解剖的筱冢良雄不同的是，松本参与的是大量的细菌作战。他在给东京地方裁判所提交的《陈述书》中写道，“把感染鼠疫的大量的跳蚤装进硬铝箱内，再把箱子挂在飞机两翼下面，在空中把箱子的前后盖打开，就这样发出了散布跳蚤的武器。硬铝箱的形状最初是菱形，后来变为流线形，箱子的开闭由飞行员在驾驶舱内控制”。“另有被称作‘炸弹’的细菌武器，即把感染鼠疫的跳蚤放进类似于茶色瓶子的容器内，因为很轻，所以在空中一边旋转一边下落”。

　　松本还称，他还参与了把玉县春日部养殖的专门用来制造鼠疫的老鼠用大木箱运往哈尔滨以及新加坡、爪哇等地，“一次运五六箱”。他还承担过把731部队的干部或宪兵送往东京、哈尔滨、南京、杭州等地执行任务。松本在法庭上还公开了衢州作战、杭州细菌战、南京细菌战的一些事实。

　　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讨还公道之路

　　今年8月8日，在华东政法学院召开的中日民间索偿法律问题研讨会上，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的受害家属74岁的吴方根愤怒控诉日军的滔天罪行。当时15岁的吴方根曾亲眼目睹了那惨绝人寰的一幕，他的父亲就死于当时日军在浙江衢州布下的细菌战。除了他之外，浙江义乌、衢州、宁波、湖南常德的180名细菌战受害者亲属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日本政府，要求被告承认侵华日军细菌战事实，向中国人民赔礼道歉，并承担战争责任，给予战争赔偿，从而开启了中国民间集体状告日军当年细菌战罪行的讨还公道之幕。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案。今年9月11日要求日本进行国家赔偿的“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诉讼在东京地方裁判所举行了第十六次审判，法庭决定从下次开庭始向原告推举的证人问话，标志着这一旷日持久的诉讼案开始进入调查取证阶段。

　　法庭决定，在11月15日开庭，连续6次安排11名证人提供证言。证人中包括原日本731部队队员松本正一、筱冢良雄，庆应大学历史学教授松村高夫，中央大学历史学教授吉见义明，立教大学历史教授上田信，东京医科大学细菌学客座教授中村明子，研究731部队的记者近藤昭二和黑龙江社科院教授辛培林、宁波市医生黄可泰、衢州市医生邱明轩、东京女子大学文化人类学副教授聂莉莉等。

　　据悉，今年年底至明年3月，东京地方裁判所还将进行5次有关731部队细菌战的法庭听证，每次都预定一天时间。有关731部队惨绝人寰的暴行，随着见证人不断地公开事实，将越来越大白天下。（据《金华日报》/徐冰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