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8月23日电 2001年2月这几天，一个日本友好人士的名字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2月22日～23日，中央电视台连续在早间新闻、午间新闻、新闻联播等几大重要的新闻板块上，滚动播出他来华的新闻。

　 他叫近藤昭二，日本著名细菌战研究专家、朝日电视台著名制片人，今年60岁。他虽已是花甲之年，却在20多天前做了一件震惊日本朝野上下的事：2月5日，在东京地方法院上，他毅然站出来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作证，并当庭出示了从未披露的、大量的非常有价值的证据———这些证据以铁的事实证明了“二战”期间，日军惨无人道地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史实。

　 而这段史实，日本政府长期来讳莫如深，并竭力否认。近藤的这一举证，无疑如“后院起火”，使日本政府措手不及，陷入无限的尴尬之中。当然，近藤为此付出的勇气和承受的压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次，近藤是应江苏南京、我省杭州等高等学府之邀，专程来华作学术报告的。所到之处，听者如云，人们纷纷向他投去钦佩的目光。在他的大胆揭露下，一桩桩被尘封、隐瞒、掩盖的罪恶，再次昭然若揭。

　 2月22日晚，在浙江大学，闻讯从金华赶去的本报记者，亲耳聆听了他此行的最后一场报告———《战后日本政府对日军细菌战的掩盖》。

　 鲜为人知的史实

　 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报告中，近藤昭二没有原稿，全靠他几十年积累的图片、有关文件等现场“信手拈来”，许多内容鲜为人知、令人震惊。现记者把精彩之处浓缩于此，以飨读者：

　 （一）美国一开始就获得了“日军细菌战”情报

　 美国获得“日军细菌战”的情报是比较早的。1941年11月4日，日军对湖南常德实施细菌战攻击，次月，就有情报从中国、日本等不同渠道传到了美国。特别是从受害地常德的美籍传教士、医生或家属口中，获得的情报更多，但美国上下无人相信。当时美国还没有进行正规的生物（细菌）战研究，一些国家虽然已经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但在如何散布细菌方面都遇到了难题。一般认为，活着的细菌从高空扔下来后，必死无疑。美国对日本有歧视，不相信日本的生产、技术水平可以攻克这个难关。加上美国离中国的战场很远，所以虽然获悉了“日军细菌战”的情报，但根本没当回事。

　 （二）笕桥机场是浙江细菌战的前线

　 杭州的笕桥机场当时是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所在地，日军攻占杭州后，731部队、荣1644部队就把笕桥作为浙江细菌战的前线。凡沿浙赣线攻击金华、衢州及宁波的飞机，都是从笕桥起飞的。

　 （三）每一个命令都是由天皇签发的

　 日军细菌战都是“大陆指”命令。“大陆指”是指由日军总参谋长，即军队最上层发布的命令。按照规定，在日军中先有“大陆命”，后才有“大陆指”命令，而签发“大陆命”的是天皇，“大陆指”下达前一定要先给天皇看过。所以可以这样说，日军细菌战的每一个命令都是由天皇签发的，日本政府长期来强调说，日军细菌战天皇并不知情是站不住脚的。

　 （四）毁灭证据

　 1945年8月9日凌晨4时，前苏联打进满洲（我国东北地区），紧急电话当即从关东军打进日本大本营，接电话的是日本作战科参谋朝枝繁春。他认为，眼前最重要的事是毁灭731部队的证据。8月10日，召支从日本东京飞到了中国，对石井四郎传达了毁灭证据的重要命令。石井四郎俯首听命，731部队的53个医生、博士当天即乘飞机撤回日本大本营，其余的所有官兵，包括小孩、家属则坐军用专列，从哈尔滨平房撤回日本。临行前，工兵用五吨炸药把731部队的重要设施全部炸毁……其他的细菌部队也就这样层层传达命令，重要的设施均被摧毁。

　 朝枝已于去年去世，他在世时，我（近藤昭二）多次采访过他，对由他下令毁灭证据的史实，他供认不讳。关于他的证词已在纪录片《消失在黑暗中的真相》里，有他的亲笔签名。2月5日，它作为铁的证据，我已向法院提交了。

　 （五）统一口径和《井本日记》

　 日本政府完全知道，野蛮、残暴的细菌战违反了国际法，对日本政府最上层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把国体，也就是天皇制维护下来。日本战败后，盟军占领了日本，各国的记者不约而同地追问天皇的战争责任，日本政府很不好回答，连忙召集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最后统一了如下的口径：1．细菌战是日军总参谋部自己搞的，不需要向天皇报告，天皇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2．有关人员关于人体试验和细菌武器攻击这两点是绝对不能讲的。但他们没有想到，原日军作战科参谋井本雄男1940年～1942年的作战日记竟被人发现，里面详细记载了日军对宁波、衢州等地使用细菌武器的策划、实施及攻击的整个过程。比如，衢县作为攻击对象是否合适，什么时候攻击常德等。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录现以《井本日记》为书名在日本出版，它给想方设法隐瞒这一史实的日本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可惜，因顾虑发行量，该书的中文版一直未能出版。

　 （六）石井四郎：能不能把我作为对苏作战的专家来雇用？

　 1947年1月，前苏联向远东国际法庭提出，要求审问以石井四郎为首的三个主要的细菌战战犯。此事传到美国后，美国决定在前苏联审问前，自己先下手为强。

　 审问过程中，石井四郎的女儿躲在隔壁的房间听，并步调一致地把审问内容用打字机打出来，然后送到日军首脑机关。据她事后交待，像她父亲这样的要人，背后一直有人在操纵。日本从美国的态度里觉悟出美国审问是假，想套出日军细菌战材料是真，便狡猾地提出了这样的交易：只要不追究石井四郎等人的战争责任，我们可以把掌握的资料都讲出来。石井四郎甚至大言不惭地对美国说：你们能不能把我作为对苏作战的专家来雇用？

　 （七）前苏联：细菌战，混账王八蛋！

　 美国出于私心，答应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在美国的支持下，接受前苏联审问时，石井四郎等人装病，蒙混过关，前苏联一无所获。当时在场的一日本翻译说，（前）苏联调查官很火，指桑骂槐大骂道：细菌战，混账王八蛋！但前苏联也不是好惹的，空手而归后，他们在伯力提审了12个被捕的关东军俘虏。这些俘虏被抓时，日军担心俘虏泄露细菌战的军事秘密，曾派人混入关东军俘虏中，反复强调人体试验、细菌武器绝对不能讲的事宜。俘虏们心领神会，被抓后一年半中，谁也没有吐露半个字。后来，其中的一个俘虏出于医生的良心，再也承受不了心理的负担，便把他所知道的细菌战的事情全部讲了出来，但其他的俘虏仍守口如瓶。此次，前苏联终于撬开了这12个沉默的关东军俘虏的嘴巴。前苏联把伯力审判的结果向全世界公布，并整理成书向全世界发行。现在看来，伯力审判的资料是非常准确、实事求是的。

　 当时的中国大使曾向美提出，要求根据伯力资料，再次审判细菌战战犯，但美国以“这个东西不准确，是胡编的”为由，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在我（近藤昭二）手头，俄文版、英文版、日文版、朝鲜版《伯力审判》的书都有，惟独没有中文版的。听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出过中文版的《伯力审判》，但如今已经很难找到它了。

　 （八）亲眼看到台湾也在搞细菌战研究

　 细菌武器因为造价低，杀伤力大，被称为穷国的核武器，许多国家都在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我（近藤昭二）所知道的，美国、前苏联对此有相当的研究，而且，他们研究的比日本当年更进一步———不是人工合成的细菌，而是一种没有疫苗的新病菌，此病菌一旦投入以后的战争中，后果不堪设想。另外，伊拉克也有可能在搞这方面的研究。就是日本，现在仍公然在搞细菌战的研究。还有台湾。1995年，我到台湾搞细菌战调查时，非常吃惊地看到，台湾正在全力以赴地操练生物（细菌）武器！

　 所以，细菌战绝不是历史问题，而是非常现实的，每个人、每个国家都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关注。说不定，这种残酷、野蛮的战争还会发生第二次。我出庭作证，不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而是以事实说话，我只想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年轻的一代，避免他们重蹈覆辙。这不但是为了中日真正的友谊，也是为了日本的将来。

　 《死亡工厂》的日文翻译者

　 原来定好第二天2月23日采访近藤昭二的，但因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记者这天要从北京飞到上海来对他作专访，他要一早赶到上海去，本报记者只好在当晚他作报告前后，见缝插针地对他进行采访。

　 出乎意料的是，现正在我国热销的美国哈里斯著的《死亡工厂》一书，日文版的翻译者就是他———近藤昭二。说起自己与细菌战结下的不解之缘，他的思绪一下子拉到了二三十年前。

　 近藤昭二最先对细菌战历史研究感兴趣，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那时，他的一个朋友正在日本一大学学医。两人见面时，这个朋友时常向他抱怨：日本的医学界怎么是这样子的啊，今天开刀切这个，明天开刀切那个，根本不把患者当人看。当朋友后来了解到，其所在学校的校长竟是原731部队冻伤班班长吉村寿人时，他和他的同学们都愤怒了。当时，日本已经出版了《伯力审判》一书，那段历史对学科相近的他们来说，已不是什么秘密。他们认为，在吉村寿人领导下的学校接受教育是当不了医生的。他们冲进校长办公室，责问吉村寿人：“这里有没有原731部队的吉村寿人？”吉村寿人心虚地回答：“我虽然也叫吉村寿人，但不是那个731部队的吉村寿人。”

　 不久，日本成立了以军事为目的的防卫医科大学，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对，但日本政府依然我行我素。许多细菌战的战犯成了这些医科大学的“栋梁之材”、“国家精英”。像原日军荣1644部队调查班班长、义乌崇山村活体解剖的罪魁祸首近食秀大，他在崇山村施暴后的“研究论文”，就明目张胆地发表在日本防卫医科大学的学术杂志上。怕给人抓住把柄，他狡猾地把血洗崇山村的日子，由1941年改为1942年。

　 朋友身边的经历，加上看了朋友推荐的《伯力审判》一书后，近藤渐渐地对细菌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真正投入地调查、研究还是在1989年。那时，他已经是日本朝日电视台颇有名气的制片人了。一次，有读者对他说，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发现了160多具死人骨。职业的敏感，促使他立即赶赴现场。陆军军医学校是日军各个细菌战部队的中枢机构，现场距学校的标本室很近，只有70米。他亲眼看到，160多具死人骨身上留着各种各样怵目惊心的伤口，有的脑袋上布满弹孔，有的沿鼻梁处一块骨头被呈直角硬生生地切开……后经专家鉴定，这160多具死人骨是除日本人以外的不同的蒙古人种。其中，大多数为中国人。遇害时间约为50多年前。“这个时间与细菌战的年代非常吻合，当时这个地方没发生火灾等重大事故，怎么可能一下子有160多具死人骨？”近藤的韧劲来了。经过深入调查，他认为，这些死人骨很有可能是日军731部队雇专家搞研究用的试验对象。这些专家不是专职军人，由于家庭等各种原因，他们去不了中国，只好在日本本土搞研究。有人亲眼看见，731部队的劳工曾被要求穿上日军军服，秘密被运回日本。这些人的去向，当时是个谜。现在看来，他们很可能就是日本本土细菌战专家的试验对象。

　 这以后，近藤的良心再也无法安宁了。他自费八次到我国义乌、宁波、衢州、常德等受害地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六次到美国华盛顿博物馆查阅资料，发现了许多被尘封的史实。1997年8月11日，是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首次在日本东京起诉的日子，五天后，近藤拍的名为《消失在黑暗中的真相———731部队真相》的纪录片也极其“凑巧”地播出了，为原告团造了很大的舆论声势，日本民众反响强烈。1999年7月，他翻译的《死亡工厂》日文版也首次在日本问世，现已出了第三版，读者争相传阅。

　 “日本的良心”

　 拍纪录片、翻译《死亡工厂》、出庭作证，多年来，近藤给日本各界带来的震荡着实不是一次两次了，他也因此被称为“日本的良心”。

　 然而就是他，在一次来华调查时，居然被人骂哭了。

　 1997年7月，近藤和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等一行到湖南常德调查，为拍纪录片《消失在黑暗中的真相———731部队真相》作前期准备。当走到鸡鹅巷时，一起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鸡鹅巷是当年日军在常德扔下感染了细菌的跳蚤之所在地，当近藤拍得正起劲时，一个老人突然从旁边冒了出来，指着近藤就是一通大骂：“日本、中国一衣带水，同祖同宗，你们为什么要跑到我们的土地上杀人、放火？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认罪，还要去参拜靖国神社？”近藤无言以对，他流着泪说：“那些事情虽然不是我做的，但确实是我们的上辈人做的。在这里，我没资格代表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谢罪，但如果把这些真实的事情很好地拍成纪录片告诉世人，告诉我国正被蒙骗的下一代，不失为像我这样的人采取的一种很好的谢罪方式。”说着，近藤毕恭毕敬地向老人鞠了一躬。老人感动了，爽快地说：“那你不是坏人，是我们的好朋友。”

　 类似的事情虽然再没发生过，但近藤以“日本的良心”，在每次踏上中华大地时，都怀着深深的愧疚之情。他说，什么时候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谢罪了，他的良心才会真正得到安宁。 （据《金华日报》/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