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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浙江频道8月22日电 （张乐 徐嫣嫣）为了2002年春季那个期待已久的一审判决，这些天来，由中日两国有识之士组成的日军侵华细菌战诉讼原告团、辩护团，在西子湖畔开始了这场跨世纪的跨国官司的最后冲刺。
细菌战是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战争罪行中最为残忍的犯罪行为。1997年，108名当年亲身经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中国人及其遗属走上了日本地方法庭，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日军细菌战的历史事实，向中国人民谢罪，并对这一战争犯罪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四年过去了，原告由原来的108人增加到了180人，然而，由于日本政府的隐瞒真相和不作为，这场跨了世纪的诉讼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开庭了24次，至今仍然没有判决。为了迎接今年9月和11月的两次开庭和预计在明年春季得出的一审判决，这些追求真理的人们在杭州召开了一个由原告团、辩护团和当地民众共同参加的工作会议。
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律师土屋公献毅然担任了诉讼辩护团的团长。"当时，细菌武器已理所应当地为国际法所禁止，可军队中央竟无视国际法，秘密筹划细菌战，培养鼠疫等细菌，进行人体实验，并在中国各地的实战中使用细菌武器。"土屋慷慨激昂地说�"作为一名有良知的日本人，我有责任让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知道真相，让日本政府承认这个事实，承担战争责任。"
731部队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使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肉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伤害。而这种残酷的武器的危害，经过了半个世纪直到如今，仍然影响着这些受害地区的民众。从1995年起，一濑敬一郎就多次深入浙江的义乌、金华、衢州、宁波、崇山村，湖南的常德和江西的广丰、玉山等地，对细菌战进行了深入的受害情况调查和取证，并与其他人一起收集和采集到了包括细菌战期间中国政府和防疫部门留下的有关日本在义乌、宁波、衢州等地进行细菌战的档案材料，90年代初发现的日本军方进行细菌战的日记，美国和苏联保存的日本细菌战资料，以及沈阳军事法庭的审讯记录。这位辩护团的律师充满信心地说："如此大量的证人和原告在法庭证词是史无前例的划时代的事情。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他表示，对于战争中的犯罪行为，日本政府应该澄清事实，对受害国和受害者进行真挚的道歉，这才是战后的和平宪法的精神。
来自衢州的杨大方是细菌战的直接受害者。九岁那年，他亲眼目睹了父亲在细菌战中的死亡。饱尝痛失双亲、妻离子散之苦的远非杨大方一家。1940年10到1945年8月，日军多次在衢州撒播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等传染病菌，致使疫病大肆流行。到1948年末，仅衢州一个地区就累计发病达30余万人，死亡5万人。然而，日本政府却企图以细菌战据今已超过20年的法律时效为由逃避责任。举着一本记载着衢州人民血泪史的书《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纪实》，杨大方悲愤地说："这么多人就白死了吗？这么大的罪行说算就能算，难道就没处讨公道了吗？"
当初起诉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时候，有180个原告站在日本法庭上。四年后的今天，这其中十分之一的人去世了。说到这儿，年近70的何英珍流下了眼泪。"在当年的细菌战中，我的全家在18天内一下子丢了6条人命"，这位来自湖南常德的老人气愤地说，"四年了，这个官司打得实在太长了。日本政府的这种百般隐瞒，拒绝反省的态度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筱（土右加冢）良雄，这位曾亲身参加过侵华细菌战的原日本731部队老兵朝在场的人深深地鞠了一躬后，用低沉的语调说出了自己的忏悔："能够与原告们一同站在法庭上为细菌战中受害的中国人作证，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在旅顺战犯管理所的五年，中国政府给了我们充满温情的待遇，把我们从鬼变成了人。为了报答这份恩情，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为了还历史一个真相，我将会不遗余力地为这些无辜的受害者作证。把这次官司坚持到底……"
虽然细菌战的受害者们心理上的痛苦和日本政府目前所表现出的冷漠反差巨大，但令人他们欣慰的是，在180名原告的背后，还有许多中国人民和知道真相的正义的日本人民在支持和关心着他们。湖南常德市的外事办主任陈玉芳例举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常德市举办的一次细菌战展览中，竟有六万人前来观看；常德市有一万多名学生自发地为这次跨国官司举行了一次签名声援活动……富有正义感的日本医生松井英介和松井和子说，虽然，他们是在沾满鲜血的双手的培养下长大的，但他们不能否认细菌战的事实。作为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调查会的会员，他们表示要要尽自己的力量担负起责任。"因为，没有这样的努力，真正的中日友好是不可能实现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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