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8月22日电 历时五年、先后27次开庭，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将第28次开庭，对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诉日本政府一案作出一审判决。8月25日，湖南常德、浙江的义乌和宁波等地的多名原告团成员将先后启程赴日出庭。

　　作为日军对华细菌战的重灾区，在180人组成的原告团中，衢州市有29人。衢州市共有6名原告代表在此前的27次开庭中先后7人次到日本东京出庭陈述、作证。

　　5年的漫长等待，如今总算有了一丝希望的亮光。不仅仅是原告，所有的中国人都在盼望着这场以正义的名义提起的诉讼能有一个正义的判决结果。

　　一段刻骨铭心的血泪史

　　距8月27日的一审判决只有三周的时间了，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原告团衢州干事杨大方老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因为多年的努力将有一个结果了。吴世根、吴方根、薛培泽……衢州的原告团代表都怀着和杨大方同样的心情。在每一位原告团代表的心中，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血泪痛史。

　　离休老人杨大方拿出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这是我的父亲。”照片上的中年人仪表堂堂、身体健硕。“这是我们当年照的全家福。”杨大方又拿出一张摄于1938年的照片，照片上是杨家一家八口，他当时只有6岁。

　　“我父亲名叫杨惠风，在衢城南市街（今南街）开设惠风钟表眼镜店。他很能干，修理技术好，加上有我叔叔帮忙，生意兴隆。1940年10月，日本鬼子在衢州投下细菌武器，当年就有许多市民染病死去。我们家距封锁的疫区县西街不足三百米。我父亲身体一直很好，没想到他也在1941年3月下旬头痛发烧病倒了。母亲马上请县卫生院医生来医治，可是没有特效药，病情一天天加重。父亲高烧不退，全身淋巴肿大，痛苦地呻吟。3月28日中午，母亲和我守在父亲床头，彼此痛苦地注视着，父亲渐渐停止了呼吸。从发病到去世，只有短短的五六天。随后我们母子俩被带到衢江中的隔离船上，半个月后被放回。听邻居说父亲的遗体被葬在花园岗，连口棺材也没有，具体的下葬地点至今不明。随后传来了回到乡下的叔叔病逝的消息，据说也是染上了鼠疫。年老久病的奶奶悲愤而死。紧接着，住在美俗坊的四舅母以及她的父母、奶奶都染上鼠疫而死。”讲起61年前的这段家族痛史，杨大方不禁老泪纵横。

　　吴世根老人一家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也同样遭受深重灾难，有两人相继死于细菌战。吴世根原本姓陈，家住城郊的陈家村，1940年搬至汪村乡吕家村。父亲被侵华日军杀害后，他随母亲改嫁后改姓吴。由于父亲在衢州街上当清扫夫，家里的孩子经常进城玩。1941年5月初，二弟陈小世根突发高烧，父母以为是感冒，找中医治疗无效。进城找医生看，医生说是鼠疫，已经没救了。发病一个星期后，9岁的二弟就离开了人世。过了3天，小妹陈四英也染病了，可爱的脸上突然发紫，淋巴肿大，难受的时候一双小手到处乱抓，手指尖都抓破了。“可怜的小娜妮啊，只有一周岁多一点，还不太会说话，难受了也说不出来，最后只能在喉头发出沉闷的呼吸声。”回忆起当年的一幕，老吴的眼眶也不由地湿润了。仅仅5天，小女孩就随二哥而去。半个月的时间里，吴世根失去了朝夕相处的弟弟妹妹。

　　在原告团中，每个人的脑海里都深深地烙着这样惨痛的记忆，而他们仅仅是成千上万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的代表。

　　为正义而控诉

　　在27次开庭中，衢州市共有6名原告共计7人次赴日本出庭陈述或作证，另有原衢州市卫生防疫站站长邱明轩医师以研究人员的身份出庭作证。

　　杨大方老人两次赴日出庭。1998年5月25日，走进东京地方法院第103审判庭，经历过战争烽烟的杨大方还是感到一丝紧张，毕竟这是平生第一次上法庭，而且是在异国他乡。被告席上有5名日本政府的代表，均较为年轻，有一百多个座位的旁听席挤得满满的。杨大方的陈述时间是半个小时，除去翻译成日语的时间，真正的陈述时间只有15分钟。

　　杨大方第一个开始陈述并出示种种证物。他有条不紊地讲述着自己所了解的日军细菌战给衢州人民造成的灾难以及自己家庭的不幸，严正要求日本政府作为日本国家的责任者，必须正式承认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的历史事实，必须公开向中国人民谢罪、向每一位原告每一位受害者遗属谢罪和进行经济赔偿。最后杨大方慷慨陈言：“我衷心期望尊敬的法官先生能作出公正的判决，这是因为前日军731部队在中国进行细菌战是铁的事实。这一惨无人道的罪行一天不清算，我们中国的受害者及其遗属就不会饶恕，要知道中国有句古话：‘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们发誓将斗争到底，直到正义战胜邪恶，良知战胜残暴！”一席话掷地有声，使得本该保持肃静的旁听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2001年12月，杨大方再度赴日，在第27次开庭中作最后陈述，时间为5分钟，除去翻译时间，他实际陈述时间仅为两分半钟。老杨简短而充满感情的陈述，再次激起了旁听席上一阵热烈的掌声。

　　家仇与国恨交织，每一位原告踏上法庭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2001年3月21日，饱经沧桑的吴世根老人作为原告代表出庭作证。他说那天他没走进法庭情绪就十分激动，“脑子里都是死去的亲人。我的身体颤抖得厉害，最后签字的时候只好用左手紧紧抓住右手，所以‘根’字的最后一笔还是写得歪歪扭扭的。”整整一个上午，老人悲愤陈词，数次落泪，也听到旁听者中有人在哭，而被告代表则个个低下头来。“走出法庭时，我感觉脚步轻飘飘的，整整60年，终于在日本的法庭上控诉军国主义的罪恶了！终于为死去的亲人出了一口怨气了！不管怎么说，这都该算是初步的胜利。”时隔一年多，老人的感受仍是那么的真切。

　　2001年1月24日，衢州市防疫部门的邱明轩医师在法庭上以铁的事实证明，在1940年以前，衢州历史上从未发现过鼠疫和炭疽病，但自1940年10月4日日军731部队利用飞机空投细菌病菌后至今60年的疫情监测，仍有鼠疫菌抗体阳性发现。

　　原告团的成员们在日本期间，还通过新闻发布会、接受媒体专访以及民间交流等形式进一步揭露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阐明自己的观点。

　　 正义与非正义的对抗

　　本次诉讼规模宏大，为历年来中国民间诉日本政府案所罕见。“假如没有日本友人的大力支持，情况就难以想象了。”杨大方老人感慨道。

　　本次以土屋公献、一濑敬一郎等为首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日本律师辩护团共有律师230名，阵容庞大，他们的工作完全是无偿的，而且律师团还曾借资援助赴日的原告代表。从1995年起，律师团十余次到中国浙江、湖南、黑龙江等地调查取证以及参加律师团与原告团的共同会议，费用均自行承担。西村正治、鬼束忠则等优秀的日本律师给中国原告们留下深刻印象。日本的一些民间组织，如对侵华日军细菌战历史澄清会等对此次诉讼的帮助也很大，森正孝等人成了中国原告们的好朋友。中国原告到达日本时，日本朋友都会举行简短的欢迎仪式并为他们接风。

　　当年一些对中国犯下罪行的日本老人也开始忏悔，并作为原告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原731部队的航空班成员松本正一在法庭上供认了当年对衢州实施细菌战的罪行。

　　在许多有正义感的日本友人看来，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完全是在帮助中国人，他们认为这也是在促使日本人认清历史，不再重蹈覆辙。 　　尽管如此，在日本期间，原告团的成员们仍深切地感受到军国主义的阴影。赴日的原告团成员多人去过日本的靖国神社，吴世根老人说：“要是我的心脏不好的话，去了哪里准会气出事体来。”神社里有各级战犯的牌位、飞机大炮等等，连当年侵华战争中的狼狗也被当作神物供起来。最令他气愤的是一幅当年日军绘制的地图，上面东三省标的是满洲，是日本的国土。“这样的地图被当作神物，居心何在？！”而在东京的历史公园，有一座花岗岩造的塔，知情者告诉老吴这其实是731部队的纪念塔。

　　有一天，杨大方乘车经过神社时，他看到了难以忘怀的一幕：四辆汽车上满载着日本老人，每人都是当年的“皇军”打扮，扛着老式步枪，挎着军刀，扛着太阳旗，招摇过市。在东京和宇都宫等地，老杨看到许多建筑物上有东条英机的巨幅画像，是一部名为《自尊》的日本影片的海报。“我们在日本都只有短短的几天，可看到这样的东西还是太多了。”老杨又气愤又无奈。

　　控诉之路多艰难

　　原告团中基本上是六十以上的老人。从1997年夏天正式起诉至今的5年当中，180名原告已有25人相继去世。杨大方说最可惜的是宁波的钱贵法，本来他将在首次开庭上作陈述，没想到在作了精心准备后，距开庭还有两个月时突然去世。衢州市的原告吴秀芬和冯南寿分别在2000年4月和2001年6月去世。“拖不起啊！”杨大方说，在原告团中，许多人年岁渐增，身体欠佳，就连今年才50岁的总干事王选也因连续劳累而健康状况大不如前。

　　困扰着杨大方等人的不仅仅是年岁方面的原因，经济的困难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尽管有日本友人以及旅日、旅美华侨的资助，但只能解决一部分费用，有些还得靠自费。去年杨大方老人赴日基本靠自费，临行前带了大量的方便面、榨菜、饼干等食品，仅方便面就带了十几包。在东京米珠薪桂，一碗清汤拉面500日元，能省一点是一点。这些年来，老人光支付电话费以及各种会议的费用就是极大的一笔开支。这次一审判决，原定杨大方和吴世根作为衢州代表赴日，但至今两万余元的经费仍没有着落。假如届时经费不能到位的话，两位老人只能留在国内等待消息了。

　　对于即将到来的一审判决，由于日本政府的一贯作风以及亲身体会到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气息，吴世根说：“我不抱什么希望。”而杨大方和薛培泽则稍显乐观。杨大方说：“不管是何种结果，这场官司都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如果日方败诉了他们肯定会上诉，而我们败诉了同样会上诉，这会是一场持久战。” 　　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不是全体日本人的罪恶，但应该是日本历史上的一种耻辱。虽然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只是国民中的一小部分，但他们为正义和尊严而斗争的行为理应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与支持。（据《衢州日报》/陈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