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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浙江频道8月15日电 “主山殿啊，主山殿! 每一块瓦片都沾满了崇山村人民的血迹，每一寸土地上都浸透着崇山村人民的泪水。”
——题记
这是一起迟到的诉讼。
随着8月11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受理首例来自浙江、湖南“二战”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的索赔诉讼，半个世纪前的那些血雨腥风，又如昨天般地展示在两国人民面前。尽管，日本政府某些人至今仍竭力掩盖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
到目前为止，在近30个日本战后有关中国、韩国等国遗留问题的诉讼中，几乎每一位受害者的控诉背后都凝聚了成千上万个屈死灵魂的血泪。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也不例外。这次，代表崇山村数百户村民赴日索赔的分别是63岁的村民王锦悌和61岁的王晋华。45年前，即1942年秋天，他们所在的村庄遭到了日寇灭绝人性的鼠疫细菌大屠杀。
“日军穿着白色的鼠疫防菌衣，脸戴防毒面具，手戴皮手套，村前村后大面积地撒布鼠疫，许多村民相继感染、死亡。在村后的主山殿，日军还对受害村民进行惨绝人寰的活体解剖……不到三个月，死亡394人，占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18户村民全家死亡。为了毁灭证据，日军放火焚烧，全村顿成一片火海，哭声、叫声此起彼伏……”
一声声血泪控诉，仿佛一把把明晃晃的刀，刺得曾经遭遇或未曾经历的人心如刀绞。1997年8月18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刚刚回到家乡的王锦悌表示，此次日本之行，他们主要有三个目的：要求索赔；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在中国细菌战的史实，并编入教科书，告诉后来者；要求在崇山村建立日本细菌战遗址纪念馆。
为配合这次诉讼，1997年8月8日～8月17日，王锦悌、王晋华先后在日本福井、东京、宇都宫、名古屋、大阪等城市，以备自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在集会上演讲。
他们的身上浓缩了太多的战争创伤。王锦悌年仅八岁的亲弟弟就是在当年患了鼠疫后，口吐白沫死去的。王晋华一家的遭遇更为悲惨。不到一个月，伯伯、伯母、堂哥、叔叔、婶婶、侄子相继去世。
王晋华的伯伯当年42岁，原是义乌火车站的搬运工，身体好，力气也特别大，五六十公斤的肥猪，他一只手就可以摔它个底朝天。好好的他，1942年11月初回家取米时，不幸感染了鼠疫，三天后，便“像大山一样地病倒，再也没有起来”。祸不单行，两天后，伯母也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在王晋华的记忆中，比他大两岁的堂哥死得实在冤枉。堂哥原本寄养在离崇山村一两公里的外婆家。一次，姐姐上外婆家作客，见外婆只烧了一碗面条，却没有堂哥的份，很是心疼：“嗯!这么小气，还不如带回家自己养。”就这样，堂哥回到了崇山村，谁料想竟是回到了张开血盆大口的“死亡之谷”。
战争是块试金石，人性的善恶一目了然。与日军想方设法扩大鼠疫蔓延不同的是，群众总是竭力将鼠疫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王晋华的叔叔不幸染上鼠疫后，其父亲怕连累邻里，竟拒绝送他到邻村治疗。叔叔被孤独地安顿在三公里外塔下周村的一个破庙内，当晚便凄凉地死去。随后，婶婶带着年幼的儿子外出避难，途中，在金华飞机场遭日军强暴后被杀身亡，甚至连年幼的儿子也未能幸免……一桩桩、一件件；一户户、一村村，死者长已矣，但幸存者再也无法沉默。
王锦悌、王晋华的血泪控诉深深地感染了与会的日本民众。在东京，王锦悌话音刚落，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颤巍巍地走到讲台上，向王锦悌伸出了双手：“哟，你的皮肤怎么这么粗，我的手虽然嫩，但我们一样是农民。”这个老人“二战”期间曾股役于新加坡战场，亲自参加过那里的细菌战，他不无后悔地说：“现在想想真不应该，有个地方霍乱流行，结果300多人全部被杀死。中国的死亡人数更多，几乎说都说不清。”事后，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在日本细菌战中，数十万中国人死于非命。
在名古屋，当年随日军部队进驻崇山村的福谷富痛心疾首地说：“侵华对中国人民的残害是无法想像的。从抢夺人民财产到刺杀无辜百姓、强奸妇女，凡是想得出的，什么都干过。”一个日本军人的儿子专程远道赶来。这位现已是副教授的儿子听完王锦悌、王晋华的字字血泪，“倏”地一下子站起身高喊：“对不起中国人民!”当年，其父曾专门饲养供繁殖疫病用的老鼠。临终前，他拉着儿子的手，一遍一遍央求儿子转达他的夙愿：“请——中国——人民——原谅……”
关闭了几十年的良心窗口终于在日本老人、人们的胸中轰然打开，可回首幡然醒悟间，多少白骨堆成了山!
王锦悌一行所到之处，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有的当场捐钱捐物，有的则公开表示：“讲得太好了，如果不是你们中国人讲，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呢。”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刁难、干扰。
一个八十五六岁的退休医生故意提问：“鼠疫是怎么感染人的，有什么反应?”当王锦悌回答说鼠疫通过释放注射了细菌的老鼠感染，其中许多人因高烧、口渴等症状活活“烧”死时，场上鸦雀无声。待反应过来，医生的提问遭到与会者一致反对：“不要提了，不要提了!”退休医生自讨了个没趣。还有一次，王锦悌、王晋华正愤怒控诉日军的罪行，一辆卡车突然停到会场门口，高音喇叭里又是说又是唱地呱呱叫个不停，会场负责人下意识地皱紧了眉头：“瞧，又来干扰了。”“谁呀?”王锦悌不解地问。“还有谁，右翼分子呗。”
由此，王锦悌、王晋华明白，在日本，没有一味的笑脸相迎，而正是这些没有热情的脸，让已经拖延了的诉讼道路变得更加漫长。在福井，一位朝鲜友人关心地问：“你们对这次官司有必赢的信心吗?”回答自然是肯定的。他听完，笑了：“既然有信心，就很有意义。不过，要坚持。像朝鲜劳工问题，我们已经打了八年官司了。我定居日本多年，直到去年还没户口，没选举权，后来告到最高法院，通过在电视台工作的儿子的疏通，才最后得以落实。”
一切的良苦用心都在不言而喻中，但再漫长的路，日本政府可以蒙住自己的双眼，却蒙不住世界各国瞩目的眼光。
8月18日上午，王锦悌、王晋华顺利归国。崇山村，这块曾经被鲜血染红的土地早已换了人间。有人问几乎从未出过远门的他们“怕不怕”，王锦悌一听，可来气了：“怕，有什么好怕的。我一万人都见过，还怕那场面，只可惜……”王锦悌指了指满嘴稀稀拉拉的几颗牙齿，说：“它太不争气，有时候说着说着，声音就被含糊地闷在里面。幸好有翻译，不然……”
事实上，不仅是身肩重任的他们，就每一个崇山村，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正义一天得不到伸张，那逡巡在我们周围的成千上万双呐喊的眼睛将永远无法瞑目。
如果苍天有眼，死难者将从坟墓里站出来为自己审诉!（据《金华日报》/李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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