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生产的一位“东洋大文豪！”虽久闻其大名，但从未得到一个会面的机会。从他的文章、他的小说中得到的对他的印象是一个“冷酷的人”，或是一个“古怪的人”。他好像是一位握着手术刀，给每个遇到的人（当然，这些人都是患者）连麻药都不施就直接解剖其患部的怪医生。我知道，他看起来是那样的无情、怪异，但他的解剖术却是锐利、大胆的，是具有清醒理智的。他施行的解剖虽冷酷无情，但他那尖锐的手术刀所刺破的患处是，既疼痛又使人感到痛快的。我对这位怪人一向怀有好奇心，早已渴望能见他一面。５月１９日，笔者拜托朱兄，前往中央研究院拜见他。鲁迅是宋庆龄、蔡元培等氏组织的民权保障同盟（以救护政治犯为目的的团体）的委员，该同盟的本部事务局就设在中央研究院内。据说鲁迅不定期地来这里办事，因而我们来到这儿拜访他。我向蔡元培氏询问了鲁迅的住处。他告诉我说，国民政府已下达了对他的通缉令（逮捕令），所以他的住处是绝对保密的。但蔡元培氏相信笔者的为人，遂悄悄告诉了他的秘密住处。说是他正避居于北四川路×××号某日本友人的密室里，过着亡命的生活。我就当即给他写封信提出了面见的要求。鲁迅复信说，他“虽避居度日，却随时有遭横祸的危险”，但若先生有什么要说的或要求，可用书面提出来。笔者再次去信请求秘密会见。结果，好不容易被约于２２日在他的秘密住处会面。这样，笔者得以见到了久已想见的文豪鲁迅的面。

　　青服敝履的老农装束

　　我一来到鲁迅隐居的房子，先是由房子的主人，某日本人夫妇出来引见。当我走上鲁迅先生居住的二楼时，便有一位像仆人模样的老人迎接了我。他穿的衣服是乡村穷农们通常穿用的蓝色棉布衣裤，穿的鞋是用旧布缝制的，乍看上去像一位纯粹的乡村老农民。其蓝色布衣是褪了色的，头发则不知是好久没理的缘故，还是他的习惯原来就如此，已长至把耳根都给盖住，好像还落有灰尘，且又散乱。胡子也没有刮。觉得他是一位全然不顾修饰身子的人。他的寝具也是质素的中国式，连床上的被褥、帐子同样都是棉制品。他所使用的器皿也与中国下层人的一模一样，值钱的贵重品则一件也看不到。他的生活，已完全是无产阶级式的。他不仅用口、用笔为无产阶级呐喊，而且他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活即已无产阶级化了。据说，仅从上海各书店领得的其著作的稿费，每月就有二千元，欧美各国翻译他的小说所得的酬金，每月也达三四千元。像他这样一个作为中国唯一最高收入的作家，要想使他自己过一个豪华的生活并不会是很难的。然而，他却过着乡村老农式的生活。听说，他把自己的收入全都捐献给了文化运动团体。看来他居住的房间既是卧室和客厅，又是研究室和编辑室，而且还兼用生火做饭的厨房。卧床前摆着一张饭桌，其周围放有七把椅子，除此之外满屋都是书，筑成了一个书城。背对着黑黑的书城，他与我面对面坐了下来。

　　他那满是皱纹的额头，深深凹进去的双颊，已是半白的花白头发，刻画着其波澜重重的前半生。他的身材是连五尺都不到的矮个，他的胡子是只看一眼就能记住的，在中国人当中是少有的浓重的美髯。他在肉体上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找不出任何特别的地方。只不过是五尺高的这位矮个，就是大文豪鲁迅。

　　 我不是什么文士

　　笔者按中国式的礼节，以赞扬其文才的语调，开始了谈话。结果，他第一句话就回答说：“我不是什么文士，只不过是偶尔拿起笔写写文章罢了，不是什么文士。”

　　问：先生，您是怎样写起小说来的？

　　答：我在１８岁那年，抱着建设中国海军的愿望，考入了南京水师学堂。那时，英美各国都用海军侵略着中国。目睹这些，我的青春的热血就激起了海军热。可是半年后，我就退出水师学堂，转入了矿务学堂。当时我想，国家的当务之急，首先是开发矿业，而不是建设海军。毕业后我又想，要使中国变成强国，首先得改良人种，把中国人变为强种人。于是，我到日本开始学医了。那时我又想，日本的维新就是从发展医学开始的。但是两年后，我在一部幻灯片里看到了一个中国人因为当了侦探而被枪毙的情景。这时我又想，必须提倡新文学，只有从精神上使中国复活才行。我抱着这种想法，又放弃医学，转向一边研究文艺，一边开始试写小说了。

　　问：那么，先生您认为文学具有伟大的力量吗？

　　答：是的，我认为它对唤醒大众是最为必要的技术之一。

　　问：先生您的创作方法是？答：我是写实主义者。只是把所见到的和所听到的如实地记述下来罢了。

　　问：听别人说，先生您是人道主义者，是这样吗？

　　答：不过，我是绝对地反对像托尔斯泰、甘地那样的人道主义的。我是主张战斗的。

　　问：在中国文坛上，具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作家是谁？

　　答：丁玲女士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写不出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品。我只能算是左翼方面的一个人。

　　他与外貌不大一样，是一位健谈的人。他在谈话时的态度是，好像同孩子们娓娓动听地交谈一样，充满着天真味，没有一点邪气。我被他那天真无邪的话语所陶醉，竟忘了记录他讲的话。至今留在我记忆中的是，《阿Ｑ正传》中有关阿Ｑ这个人物的谈话。他说，阿Ｑ这个人物是生活在我自己故乡鲁镇的一个人作为模特的。他又指出，其实，阿Ｑ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普通相，他是不仅在中国人之中，而且在其他任何民族之中也可以常常见得到的普遍相。当《阿Ｑ正传》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意五国语，在世界文坛上正受欢迎的时候，中国文人们指责它是侮辱中国的作品，甚至说鲁迅是一个国贼。作为写实主义者的鲁迅，只不过是用忠实的笔杆子、冷酷无私的风格，如实地暴露了中国人的真相而已。

　　好长一段时间，我只倾听了他的谈话。他在谈话中，痛快地说破了中国的政局、知识阶级、世界××①等。留在我的记忆中的他的谈话内容是，痛骂了中国知识阶级的无力，尤其是用长时间骂到了主张民族主义的政治家和文人等。然后他说，“就像蒋介石已经不能领导中国革命一样，资产阶级文人的意识已经变成了虚无的梦幻”。就这样，他说破了资产阶级文人的没落，力陈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勃兴，表现了左翼文豪的本色。

　　笔者又提问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我认为，人生就像人走路一样，一步又一步，一边前进一边架桥筑路，这就是人生应该做的事情。”

　　弱小民族的解放呢？

　　当笔者问到“弱小民族的解放呢？”这一问题时，他回答说：

　　“我认为，只有完成世界××②之时，各弱小民族也才能获得解放。”

　　我们的谈话还涉及到了法西斯主义、苏维埃俄国等。

　　他向笔者提问了朝鲜的情形。我回答说，用朝鲜文出版的书籍越来越少了，朝鲜的文艺，乃至整个文化，正在被××化③。听到这儿他就说，决不要为此而悲观。不管是日本文字也好，俄国文字也好，毫无关系。我倒干脆希望，在中国，中文被取消，不管它是英文还是法文，比中文更好的文字得到普及。他就这样驳斥了国粹主义。

　　至此，我们结束了谈话。我就与他告别，回到了家。

　　他特意嘱托我说，朝鲜文坛上哪一位都可以，请为我现在正筹办的叫《中国文坛》的刊物撰写文章，介绍介绍朝鲜文艺的历史和现状。我希望，文坛上的有志之士特意撰写一稿，介绍一下朝鲜文坛的情况。用朝鲜文也好，或者用外国文也行，用什么文字写都可以。只要寄给笔者，就可以转交给他。他还答应写些短篇文章投稿给《新东亚》。但是，自从蒋介石的法西斯暗杀团策划的左翼文士暗杀阴谋被揭露出来后，他正被亡命于某处。

　　笔者对文艺是门外汉。不懂文艺的笔者无法评论文豪的文艺，我只能用访问记介绍介绍他而已，恳望读者宽恕。

（译自朝鲜《新东亚》杂志１９３４年４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