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０７－１９０８年间，鲁迅在弥漫着反满运动风潮的东京，决心用热血和生命去冲击古老中国黑暗的封建牢笼，先后发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他思考着“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提出了改造中国的方案———“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即“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的立人思想，基于导引国人“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建立人格独立、人性健全的理想的中国。这是鲁迅早年立人、立国的理想境界。

　　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的炮声震撼全国。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执教。庆祝杭州光复，他亲率“武装演说队”上街宣传革命要义。但绍兴光复次日，他发现这场革命“内骨子里是依旧的”，失望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帝制，但在鲁迅看来，只枉然地剪掉人们头上的一根辫子。它引发了鲁迅深刻的反思：“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自此，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奴隶根性，成了鲁迅从事思想启蒙的重心。

　　而此时的鲁迅，开始摆脱抄古碑的冰冷的寂寞，与《新青年》同仁一道，思考着如何去摧毁那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终于站出来呐喊，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声音。

　　周恩来说过，鲁迅与郭沫若，虽然相差只有十一岁，却属于“两代人”。他称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是“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姑且不论此评语恰当与否，所谓“两代人”，第一，鲁迅在做披荆斩棘扫荡废物的工作，心绪忧郁而充满沧桑，是一个精神受难者、拯救者。而郭沫若带领着创造社的伙伴们，正“昂首天外”，扩张自我的能量，呼唤着“凤凰涅樑”，要去“创造一个新鲜的太阳”。他的热情给予了在黑暗中寻求出路的“五四”青年一种心灵的暖意和精神的支撑。第二，尽管鲁迅和郭沫若在“五四”前后面对着相同的文化境遇，但文化空间及文化心态等的差异，使两人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与投入相去甚远。鲁迅堪称是前锋、先驱，郭沫若则是后来者、热情的参与者。

　　摘自《鲁迅与郭沫若———“五四”前后文化意识的契合与悖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