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不属于遵从“皇上的圣旨”与“真的指挥刀”，保持了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的独立意志与良心，而同政治及政治党派、集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一直关注并参与社会现实的斗争，只不过是强调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他认为，文艺与政治存在着歧途。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集外集》）一文中，鲁迅指出：“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是不安定因素，于是设法除掉他。“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

　　鲁迅没有官瘾，虽然做过几年教育部佥事，也只是为了生计，而无藉此挤进“治人者”集团的欲望。特别是从事文学创作以后，他更是始终不渝地坚持定位于文学这一原则立场。鲁迅讲过国人学界有“三魂”———官魂、匪魂、民魂。所谓“官魂”，“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这三魂其实就是中国社会现状的总括，每一个人都将根据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倾向选择某种“魂”。鲁迅的独立人格与个性气质，自然属于国魂中的第三种，那种历经数千年磨炼而为君臣无法顺驯的民魂———“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如果说，鲁迅从发表《狂人日记》起，就明确定位于文学，最终成为了一位头脑清醒、“坐稳了”的文学家，而郭沫若却一直徘徊于文学与政治之间，在迷乱中不断调整自我与社会、阶级、政党、领袖的适应度，始终未曾找到自己的方位。希望与失望、执着与动摇、勇猛与怯懦、兴奋与消沉……构成了郭沫若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一种文化选择错位的范例。现在，当我们作文化意识比较研究时，郭沫若给当今文人的文化遗产也包含着这方面宝贵而又沉重的历史教训。

　　摘自《鲁迅与郭沫若———“五四”前后文化意识的契合与悖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