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青年时代,鲁迅就十分反感孔夫子的那一套,他后来回忆说,“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1902年,他东渡日本留学,也是“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门徒”。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着力反对的是把孔子神化、圣化,认为这种迷信是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愚民政策的利器。他的反传统就是要摘除套在这位“俨然道貌的圣人”头上的灵光圈。如同米盖朗琪罗的画作《圣家庭》,终于让圣母、圣子走出神龛,取消他们头上的灵光圈,恢复他们的常人形象一样。
所谓迷信、崇拜,向来是对权势者、统治者,而不会对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权威”是什么?照鲁迅看来,权威的树立,靠的是武力,或在武力支持下的权势,而不是理论。“不论是社会学或是基督教的理论,都不能产生什么威权。原人对于动物的威权,都产生于弓箭等类的发明的。至于理论,那不过是后来想出来的解释”。这种靠武力制造权威的学说,古已有之。韩愈《原道》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秦始皇的权威即是。“五四”期间,鲁迅也曾自称自己的小说创作是“遵命文学”。不过,他立即解释道:“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鲁迅创作所遵从的不是“皇上圣旨”,因为靠圣旨就成了御用文学;也不受“金元和真的指挥刀”的驱使,因为在金钱诱惑下或在指挥刀威迫下写作,就成了市侩文学或宠犬文学了。这就是鲁迅的人格魅力之所在。
鲁迅则较客观地估量了文艺的社会效应。他曾分析道,当年“孙传芳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
当时的鲁迅针对文坛的状况指出了这种理论的危害,它“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鲁迅比郭沫若冷静、客观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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