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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精神:死去的与活着的


  新华网9月23日电 据《都市快报》报道,现代小说之先河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鲁迅的影响首先自然体现在文学领域。在中国文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过程中,鲁迅第一个以他的文学创作充分地体现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并在短篇小说、诗性散文和杂文创作方面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

  他于1911年冬创作的一篇题为《怀旧》的文言小说,被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他于1918年后创作的数十篇现代白话文小说,包括《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以及《祝福》、《在酒楼上》、《伤逝》等名篇,更是学界公认的新文学经典。2000年,在香港《亚洲周刊》推出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评选活动中,鲁迅小说集《呐喊》高踞榜首,成为世纪中文小说之冠,另一本小说集《彷徨》也被列为第十二名。这表明鲁迅在中文小说创作方面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直指人心的诗性散文在诗性散文方面,鲁迅的成就也是人所不及的。尽管中国有着悠久的散文创作传统,现代散文创作也相当繁荣,出现了很多的大家,包括一些以散文名世的作家如周作人、梁实秋等。但是,能在散文诗领域与散文诗的开创者波特莱尔等外国文学名家相颉颃的,却惟有鲁迅一人而已。时至今日,鲁迅散文诗集《野草》在展示生命本真状态和个体精神世界方面的深度和表达的力度,都是后来者的作品无法比拟的。因为,鲁迅的散文诗作品是生命的诗性的展现,而后来的诸多仿效者却是对散文式的东西进行诗意的美化。两者相比,高下立见。

   前些年,有很多人推崇周作人的散文,欣赏他的苦雨苦茶般的滋味,有的甚至把他的那些谈天说地的知性散文当作散文的极致,殊不知纯粹的文学应该具有诗性的品格,能否达到诗性的境界,是衡量散文艺术成就的最高尺度。比如说,周作人曾经写过许多吟咏风物的蕴藉之作,可是,论描写的真切,点染的传神,却没有一篇可与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相比;又如,周作人和鲁迅都就“三·一八惨案”写过沉痛的文字,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就比周作人的一些作品更能直指人心,感铭肺腑。 周作人如斯,余下如梁实秋、废名等辈更不足论矣!匕首投枪式的杂文至于说到鲁迅在杂文方面的影响,那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尽管对于鲁迅杂文的文学价值,学界历来不乏争议,但是,没有人可以否定,鲁迅把传统的小品文改造为“匕首和投枪”式的杂文,是一种创举,那种不可仿效的辛辣、曲折的“鲁迅笔法”,的确是他与形形色色的敌手交战的一种利器。而他在杂文中表达的各种既锋利而又芜杂的思想,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一种心理上或神经上的刺戟。

   有些人不喜欢他的杂文,尤其不喜欢针砭自己这一方的杂文,其原因也就在这里。尊个性而张精神作为一个在思想的道路上不断求索的真正的思想者,鲁迅的影响同时还体现在思想领域。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非常关注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关注 “立人”这个重大的思想命题,并且提出了“尊个性而张精神”的基本主张。

   后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又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礼教“吃人”的命题,对以礼制为核心的传统主流文化和专制社会秩序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且通过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各种形象的刻画,对精神奴役在国民心理上造成的扭曲和创伤作了深刻的揭示,从而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在1918年5月发表的中篇小说《狂人日记》里,鲁迅借狂人之口说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后来,他又一再地说:“中国人尚是吃人民族”,“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厨房”。“中国人从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些话,在今天听来,可能有些刺耳,甚至不无偏激之嫌,但是,作为对历史的一种否定性的批判,却是非常深刻有力的。拿来主义在批判传统的同时,鲁迅也很注重对于外国先进思想文化的引进和吸收。无论是早期的翻译《域外小说集》,还是后期的翻译俄苏文艺理论著作,都体现了他对外国文化的“拿来主义”的态度,体现了他的开放的胸襟和胆识。而在学术研究工作中,鲁迅又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学术的深入理解。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不但在学科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也以对内在精神的深刻领悟而见长,因而在当时就受到了胡适等行家的赞赏,到今天也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影响。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在文化传播和教育出版等领域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中国现代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办过不少文学刊物,在许多大学教过书,参与过一些文化团体和政治组织的活动(包括对于青年文学和艺术团体的扶持),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他的影响,也对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如他对萧军、萧红等一大批青年作家的帮助和影响,对木刻事业的扶持,就是明显的例证。反过来,与他关系密切的一部分人也对他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瞿秋白、冯雪峰和胡风等共产党人士和左翼文化人,就在他的 晚期生活中打下了很深的印记。

  冯雪峰在创造社、太阳社的那些“革命文学家”们围攻鲁迅的时候,发表《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从居高临下的“革命”立场出发,肯定鲁迅著作的进步意义,口气虽令鲁迅不快,但客观上毕竟对鲁迅解围有利。后经柔石介绍,与鲁迅结识,鲁迅很欣赏他的浙东人的倔脾气,还常常被冯雪峰推着对一些政治问题发表看法。如著名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就是冯雪峰起草,征得鲁迅同意以鲁迅名义发表的。而瞿秋白作为政治家和理论家对鲁迅的进一步肯定,更是使鲁迅产生了浓重的知遇之感。他曾经写给瞿秋白一个条幅: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在瞿秋白死后,又费心收集整理他的遗文结集出版。尽管从现在的观点来看,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与鲁迅本人的实际思想状况并不那么符合。但是,当年瞿秋白的确对鲁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如新文 化运动时期,鲁迅受到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影响一样,这也是一个实际状况,是谁都否认不了的。

  鲁迅的文化成就是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取得的,鲁迅所接受的影响以及他对同时代人和后人的影响也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发生的,因而这些影响不可避免地都要打上时代环境的烙印。如果说,鲁迅生前,他的影响主要还局限于周围的人中间,局限在他的著作的忠实读者的范围,是一种相对比较纯粹的思想和精神上的影响,那么,鲁迅死后的影响就带有许多外在的成分。鲁迅逝世以后,鲁迅其人被当作偶像得到神化、圣化。这种偶像化的倾向到文革时期终于达到了顶点,并且走向反面,对鲁迅思想的传播产生了消极影响。八九十年代以来,不少人对鲁迅产生隔膜,表示厌倦,甚至反感,原因就在这里。横眉冷对千夫指其实,无论在鲁迅生前还是身后,对鲁迅的隔膜一向都是存在的。无论在鲁迅加入左翼文化阵营以前,还是在此之后,来自各方的对鲁迅的攻击都没有停止过。这些攻击鲁迅的人中,既有陈源、梁实秋之类的英美自由派文人,也有成仿吾、郭沫若等革命文学家。如创造社的巨头郭沫若在鲁迅还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时候,就曾化名杜荃发表了一篇题为《文艺战线的封建余孽》的文章,攻击鲁迅说:“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而在鲁迅加入中国左翼联盟,做了名义上的盟主以后,左联内部周扬一派又和他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左联解散问题和“两个口号之争”中表现得相当尖锐。最后,左联在鲁迅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周扬等人解散,鲁迅对左联内部的“工头”和“奴隶总管”的憎厌也达到了顶点。

  对于鲁迅的曲解,还体现在对他所处的文化环境的扭曲上。鲁迅本来是古今转换、中西交汇的时代文化潮流的产物,他的文学和思想和他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与同时代人的思想也有着各方面的联系。要理解他的思想,对他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就必须把他与他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联系起来,与同时代人的文化活动联系起来,而不能把他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当作一座孤立的高峰,或者把他纳入另一种轨道,把另一种东西附加在他身上,强化他的某种色彩和倾向。如鲁迅作为以批判为能事的左翼文化战士的形象,就是从创造社、太阳社等为代表的这个比较极端的一翼中生发开来的,它与鲁迅原先留给人的好斗的印象相契合,其后又被不断强化,最终导致以鲁迅言论作为整人利器,鲁迅的形象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也变得非常令人生畏。悲悯情怀不过,对于那些直接通过原著理解鲁迅的人来说,鲁迅的影响基本上还是积极的。比如我自己,就是在文革期间接受鲁迅思想的影响的。那时,中国只有两个经典作家: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就是鲁迅。在正统的解释框架中,鲁迅是个遵命文学家,扮演的是“为王前驱”的角色,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思想文化战线鸣锣开道———反帝、反封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乃至混进革命阵营里的叛徒、内奸、工贼之类。这是当时塑造的鲁迅形象———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极左派形象。可是,这个形象对我影响不大,因为那时我还只是个小孩,读的主要是小说,而不是经过理论家精心选择的大批判檄文。我心目中的鲁迅是《故乡》里的“迅哥”,是《社戏》里的那个爱玩的读书郎,是《孔乙己》中的酒店小伙计,是《祝福》中的那个在祥林嫂的诘问下支吾其辞的书生——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叙述人与作者的区别,不过,从这些人的眼光中,我似乎也领悟到了鲁迅心灵中的某种特质———那种感伤的情调、那种悲悯的情怀,体现了鲁迅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因素,作为一种肯定性的精神基因,植入到我的体内,成了抵抗不良思潮的一种抗体。活着的启蒙精神80年代初,鲁迅身上的人道主义的一面被理论界重新发掘,得到弘扬。其后,在文化热中,理论界则更加注重他的精神中的否定性的成分,即反传统的一面。我也是这样,从鲁迅那里继承了启蒙思想,继承了社会文化批判的传统。但是,与此同时,我也感受到了时代背景的某种变化,尤其是在1992年开始搞市场经济以后,整个社会的生态和心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知识界内部也产生了严重的分化趋向———许多80年代的启蒙主义者到90年代成了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他们不但要告别革命,也要告别五四新文化的传统。有的还把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运动相提并论,从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中寻找激进主义的思想根源。而另一些学界新秀,则引进了西方最时髦的后现代主义,要以“后现代”来消解“新启蒙”。认为商业社会、大众文化都是启蒙呼唤出来的,现在一些启蒙知识分子又不承认它,这是不是叶公好龙呢?这是知识界的状况。而从整个社会的大背景来看,启蒙主义似乎也成了一种怪异之物。鲁迅比喻他们当年是叫喊于生人之中,没有回应,而现在大家似乎都是在喧闹的市场上叫卖、兜售什么东西。众语喧哗,自说自话,没有人想听别人的话,没有人听得清别人的话。在这种状况下,启蒙究竟又有什么意义?我们究竟又拿什么来启蒙呢?历史上的启蒙是否曾经陷入了某种误区?从启蒙思想中,我们现在是否还能找到一些有生机的东西呢?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鲁迅始终是我们的一个参照系。尽管当今世界与鲁迅时代有了很大的区别,鲁迅不可能看到我们今天面临的具体问题(包括市场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更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他以及他前后的几代人(包括梁启超、严复、章太炎、陈独秀、胡适等人)那里汲取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因为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我们和他们一样,都处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处在中国文化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这个历史长时段之中,和他们一样,我们也经受着各种文化的冲击,处在古今中西交汇、各种思想激烈交锋的焦点之中,同样也能感受到思想上、精神上的巨大的和深刻的矛盾。而从鲁迅身上,我们还特别能够感受到这种矛盾的悲剧底蕴,体认到一种活着的启蒙精神。这大概就是我们如此热 衷于谈论鲁迅、追寻鲁迅的思想轨迹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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